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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2)

2013-12-14 01:02       所言有理。只是锦池兄似乎不知道，初唐华严宗创始人之一法藏已曾托言观世音现形拯民，而“托塔李天王’，实际上就是毗沙门(梵天王)在元后道教中的变型，连他的“三太子’，哪吁也是现成由毗沙门那里夏来的。所以杂剧《西游记》的改动，不过是顺应了元代“神仙道化剧”潮流，谈不上“深刻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交锋”。至于玄奖西行护法神由梵天王改为观世音，倒是具有“更加深刻”的宗教背景，这就是在元时居于中土主导地位的藏传密教源流中，观世音的地位极其崇高，与汉传佛教可比，在黄教系统中，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但元代以后汉传佛教中观世音恒以女身出现，担负起艰深奥义与民众崇奉、佛祖与民间，尤其是与妇女信善的沟通功能，故其在《西游记》故事中为三藏护法，耐心调教顽皮徒弟充分显现了母性慈祥的一面，亦与《取经诗话》梵天王护持描述大有变化。

      又如《西游记》第七回叙如来将孙猴子压在五指山下，“压帖”即是六字真言。按六字真言源于梵文，《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曾将其功用说得天花乱坠:

      若诵此咒随所住处。有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集会。又具无量三昧法门。诵持之人七代种族皆得解脱。腹中诸虫当得菩萨之位。是人日日得具六波罗蜜圆满功德。得无尽辩才清净智聚。口中所出之气触他人身。蒙所触者离诸慎毒当得菩萨之位。假若四天下人。皆得七地菩萨之位。彼诸菩萨所有功德。与诵六字咒一遍功德 等无有异。此咒是观音菩萨微妙本心。若人书写此六字大明。则同书写八万四千法藏。所获功德等无有异。若以金宝造如来像数如微尘。不如书写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人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贪慎痴不能染著。若戴持此咒在身者。亦不染着贪慎痴病。此戴持人身手所触眼目所睹。一切有情速得菩萨之位。永不复受生老病死等苦。说此六字大明竟。有七十七俱眠佛。一时现前同声说准提咒。即知此六字大明。与准提真言次第相须也(《广如大乘庄严宝王经说》)。

      元后佛教中的“六字真言”主要是由六个藏文字母组成，全文的意思是“具足佛身，佛智的观世音现照!”也是藏传佛教密教的一种咒语和一种发声法。通用的汉语音译为:吨( we ng) ,嘛(ma)，呢(ni)，叭(bei)，咪(mi)，吟(hong)。佛教密教认为这六字属于佛教密教莲花部，其缘起即莲花生菩萨祈往极乐世界所唱的六字圣歌，后来藏传佛教将六字真言定为观世音菩萨的明咒。

      可知六字真言唐时本为养生护生之诵，元后则是呼唤观世音保佑之无上密语，但《西游记》中已成为如来对于大闹天宫孙猴子的禁制压迫之咒，而在明代儒士中间却传为笑谈。钱锤书《管锥编》谈及《史记·封禅书》时，曾连类而及，谈到:

      明人尝嘲释氏之六字真言“吨嘛咪吟”，谓“乃‘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纪录汇编》卷一二八姚福《青溪暇笔》，修世思《与梅堂遗集》附《耳书》作“盖俺那里把你哄也，’)亦犹此旨也。

      可知明代儒释之间存在着极大隔膜，这也是《西游记》能无视佛道教轨教义，尽情嘻笑谈谑的另一背景。此外，由于在元代居于统治地位的藏传密教中，作为显教的玄奖已经不再具有此前汉传佛教中的崇高神圣地位，唐三藏西行求法故事也因之改塑。尽管保留了唐三藏坚守戒律，一意求法的基本史实，却以伏魔降妖故事贯穿其间，这就使孙‘晤空自然占据了故事的中心位置。若谓后世“戏说”戏剧小说之始作俑者，料亦不为过分。

       三、孙悟空来源探疑

      围绕“孙悟空来源”之“本土说”产外来说”及“混合说”三大派别的系统撮述，蔡著已经作了大量踏实的工作，可谓备细，勿庸再赘，可以参见他的《(西游记)成书研究》第二章《孙悟空形象探源》。其中揭集:

      1958年吴晓铃先生检出汉译佛经中几乎全部有关《罗摩衍那》的材料，证明汉译佛经虽然介绍过《罗摩衍那》书名和某些重要人物，但不仅简单零碎而且经过了佛教徒的改造，凭借这些东鳞西爪的材料根本不可能窥知《罗摩衍那》的全部面貌和本来面目(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文学研究);1958年第一期)。吴晓铃先生这一论述的力度是“外来说”持论者都会感觉到的，所以之后的各家论说都试图寻找哈奴曼影响猴行者的途径。但由于大持论者既无《罗摩衍那》的第一手资料，又无寻检汉译佛经的条件，因此这方面的论证几乎都是苍白无力的。

      从此阻断了将《罗摩衍那》与汉译佛经直接搭接的无谓联想，省却了多少笔墨官司。盖缘吴晓铃先生为我所前辈学者，抗战时期曾由西南联大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任教，故于梵文典籍之熟稳，自非旁人可比。唯一生淡泊名利，故其说不甚张扬。特起一笔，以示悼念。

      我曾远游西南，目的之一便是去考察“藏族祖先为猴子与罗刹女所生”的传说。西藏山南是藏族的发祥地，首府泽当得名，即为“猴子玩耍的坝子”。这里的贡布日神山尚有传说的藏族祖先的居住地“猴子洞”，以及西藏第一块耕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据说存藏传佛教典籍的叙沐中_通常是以由菩萨化身的雄猴与度母化身的雌岩猩结为夫妇，养育六祖，享用非耕耘之果实。后来由于福分渐失，天然自生食物用尽，猴前往佛陀处求取五谷种籽，开始靠耕耘农作为生。桑耶寺创建于公元762年，传为莲花生修建，寺内就有这样内容的壁画(拉萨罗布林卡达赖客厅东墙壁画也表现了这个内容)。由壁画表现的内容看去，那位为主的猴子表现也还平常，只是剩下六个小猴形人，其中一个后来做了藏王。笔者在桑耶寺庭院西壁拍摄到的旧壁画中，尚有人异猴子，及猴子对人讲说的情景，但随从的年青藏族向导亦不知所形何事。类似动物与人的感生神话在其它民族里也有，例如《周书》《异域传》叙突厥民族创生历史，亦有人与牡狼合而有孕的说法，后为蒙古民族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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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藏传佛教是公元8世纪由密教大师莲花生由印度传入的，陈寅烙还注意到土蕃历史记载是以印度佛教纪历作为参照系的：

      如来灭度后千年，西番国有王曰呀乞口栗赞。寅咯案:此王即藏文《嘉喇卜经》之吐蕃第一赞普Gnya khri btsarr po。亦即《蒙古源流》壹卷叁之尼雅赤(卷壹作赤，卷叁作持)赞。

      则藏族历史与天竺佛教传入本有天然联系，鉴于藏族传说的独特形态，不知《罗摩衍那》之哈奴曼故事是否曾经传入西藏，藏族感生神话的传说是否与《罗摩衍那》故事有关。这方面的探索至今尚告网如，也许需要藏学家或者深通藏密的专家代为搜寻。更重要的是在藏密典籍中是否有过如陈寅咯推断之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与《贤愚经》中阿修罗王闹天庭故事的复合，且言：

      其实印度猴之故事虽多，猿猴闹天宫则未之闻。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群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此《西游记》小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也如果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藏传佛教输入中土的元明密教典籍，或许才是解决孙悟空血统“本土说”少外来说”及“混合说”歧异的一把钥匙。

      而明代的密禅融会，又产生了新的借喻。袁宏道辞吴县令，尝把自己做官譬为“猴子入笼”:

      不肖岂习为令者?一处剧邑，如瑚缈入笼中，欲出则被主者凡肩，欲不出又非其性，东跳西路，毛爪俱落。

      倒也刻画出孙悟空初为紧箍咒禁制的神态。其中肯肇，尚须留心。

      四、《西游记》故事的地域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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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故事曾在西域，尤其是沿“丝绸之路”一线盛行，殆无疑义。尤其是分布在甘肃敦煌、张掖、安西、甘谷、陕西榆林、山西翟山等地的石窟或寺庙中，均被发现有自唐到元历代表现玄奖西行或归来的壁画，就是明证。宋代《取经诗话》源出西北的推断，自然有理。

       其实唐密输入中土的同时，影响也达到周边地区，种放是西夏前线世帅种府的祖宗，曾言“陇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与鬼。”我曾写有《宋代的二郎神崇拜》，从比较《宋大诏令集》中关于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延州解困的前后记叙，证明宋廷救封灌口二郎神，实缘于仿效唐时毗沙门故事在延州的“显圣”，而关羽神在西北前线的宋军中亦有类似神迹。宋廷南渡后又曾在临安为勤王之西北将帅建立“随祠”，因而西北边睡的信仰民俗亦随之移往江南闽赣，这也许就是唐僧西游故事转而南下的一个因由。泉州开元寺西塔为南宋绍定、嘉熙间易木为石的，其石雕中男性有须观音及猴行者之浮雕，至今犹存。虽不能骤定此与《取经诗话》故事必然有关，但亦不能轻易否定两者的可能关联，尤其是在已有南宋临安刊本《取经诗话》实物证据存在的前提之下。

      据严耀中《汉传密教》揭载资料，宋元明时密教曾与汉传佛教之天台、华严、禅宗诸流派结合，在江南地区颇为流行，不仅塑像建寺，并且影响到地方民俗及文艺活动。

      适逸流传到明，则《礼节传簿》所载剧目中有相当多《西游记》人物故事，其中《乐舞哑队戏排场单》绝大多数为融会三教的神仙剧目，如《鬼子母揭钵》、《巫山神女阳台梦》、《二仙行道老子开御》、《习【悉】达太子游四门》、《王母娘娘蟠桃会》、《炽盛光佛降九耀》、《二仙行道朝后土》、《周琼姬子遇三清》、《二十八宿朝三清》、《径河龙王难神课先生》与《永乐大典》中的“李世民梦斩径河老龙”应为同一故事、《唐僧西天取经》等，自然应当引起《西游记》研究者的注意，尤其应当关注收藏者的由来自叙。上党地区《礼节传簿》的保存者为世袭“乐户”据称:

      他们的祖先不少做过朝廷重臣，甚至有的是皇亲国戚，因为触犯了所谓“天颜”，幸免一死，才被皇帝贬于“贱民”，并定其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与民同齿”。明初由于拥戴建文帝而不附永乐被贬到山西等省充当“乐户”的很多。因此其后裔辈辈充当乐户专职，把他们集中起来办“官赛”，名曰“行道”，又曰“调队”或“调龟。

      这个说法似可参照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慈”》中所引永乐皇帝的上谕，连带而及关于浙东“堕民”来源的考证。晋东南与浙东两个地域隔绝，互不相干的地区，居然有着大体相似的家族传说，信非偶然。如果传说有据，则证明至迟在明初，这类祭赛杂戏，句括《西游记》的人物故事已然传布到金陵(南京)一带。因此中明在信息灵便之嘈运重镇淮安，有人依据前人累积，加以想像夸张，创作出小说《西游记》来，正如《封神榜》编著者恰巧也生活在大运河畔，应当顺理成章，完全无须讶怪。至于“吴承恩是否到过西北”之类的追问，可以径自视作“伪问题”，尽可不必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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