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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作文,从孔子开始,就非常注重用字,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①。《论语·宪问》载郑国的外交辞令要有四位富有才能的大夫草创润色:“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②道出了郑国的诸侯之事鲜有败事,与对语言文字的推敲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古典诗文,更是常常有“一字功夫,足见学力”之说。所以,何九盈先生说“古典诗文,与其说是语言艺术,不如说是文字艺术。那些炉火纯青的古典诗文,至今还脍炙人口有无穷的魅力……”③正是从这个角度谈的。
的确,中国古代诗文尤其是诗歌语言极其精练,古代诗文注重炼字和诗歌创作一样久远,往往在关键处用一个最传神的字,可使全句如游龙飞动,境界全出。齐梁诗人谢脁的诗歌语言清新流畅,擅作警遒秀句,往往有达意传神之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通过“识”、“辨”二字,烘托出诗人极目回眺金陵的专注神情。被誉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字炼句的能手,其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方回《瀛奎律髓》评为:“‘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字着一‘入’字,‘青’字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句字眼是也。”④表现出诗人杜甫对语言文字高度的驾驭能力。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构成文章的基础。如何选择适当的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篇优秀的文章里,字字都有分量,可谓是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刘勰的《练字》对于汉字在文章书写和表情达意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予以全面的论述。
一、刘勰对 “练字”重要性的诠释
“练字”,是据本篇“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而来 。“练择”为同义连用,“练”即选择之意,“练字”就是选择适当的字。枚乘《七发》:“练色娱目”,《文选》李善注引《埤苍》,“练,择也。”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练训简,训选,训择,用字而出于简择精切,则句自清英矣。”⑤可谓是较为准确的解释。
二、《文心雕龙·练字》篇的主要观点
基于对刘勰《练字》篇的研究和认识,拟从字义、字形两个角度探讨刘勰《练字》篇的主要观点。“贯练《雅》《颉》,总阅音义,时并易习,以义弃奇”是他“练字”最主要的观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归纳总结:
(一)明训诂,求准确
诗赋是语言的艺术,其语言的精炼含蓄优美需要运用准确贴切的字词来表现,一字千改始心安是众多诗人所追求的。刘勰在《练字》篇中虽然对从字义角度择练文字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全篇贯穿着的一个思想就是为文用字,如求画龙点睛之笔,需要“贯练《雅》《颉》,总阅音义”,即明文字训诂,才能用字不妄。黄侃对此的解释是:“舍人言练字者,谓委悉精熟于众字之义,而能简择之也。其篇之乱曰:依义弃奇。此又著文之家所宜奉以周旋者也。”⑨的确,若不精熟于众字之义,焉能谈择练之功力。黄侃先生还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又指出若要精于练字的方法,必须明训诂、懂文字,强调了荀子《正名》中有关思想以及小学专书《说文解字》《尔雅》的重要性:“然自小学衰微,则文章痟削,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入卤莽,传译外籍,不致失其本来,由此可知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非若锻句练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为能。”⑩明晰地阐明了刘勰的正文字之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刘勰强调明文字训诂,则用字不妄。文字虽然因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汉字在形音义方面是有渊源关系的。他指出:“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练字》)古代的那些大手笔,没有一个不精通小学,如西汉的文人学士司马相如、扬雄等创作鸿篇巨制的作家都能通晓文字,熟悉《尔雅》《仓颉》,能够“总阅音义”,即能够全面地考察文字的古音古义,而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皆有小学专著,如扬雄有《训纂篇》等。因为精通文字训诂,所以选词遣字,不妄下一字。《练字》引曹植对扬雄、司马相如的评价云“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勰又从阅读的角度强调懂得文字训诂,才能弄清每个字的确切意义。
刘师培认为古代的文章家都是通晓文字学的,他对“小学”重要性的认识可作为对刘勰上述言论的最好注释:“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精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11]“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12]
用字宜明训诂,宜须精通文字训诂之专书。刘勰高度评价了《尔雅》《仓颉》在学习文字训诂时的作用。《练字》:“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提出借助《尔雅》研究字义,与汇总字形的《仓颉篇》相互为用,如左右肩股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了解文字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字义的解释古今有所不同,字义的取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练字》云:“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二)避奇难,求畅达
西汉文人的辞赋,多铺叙宫台楼阁、山川苑囿,喜用奇难僻字,刘勰《练字》篇列举从汉到晋对文字的使用情况说明用字应该明晓字体古今兴废之变,使语言表达更明晰畅达。“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练字》),刘勰指出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的作品里往往有许多奇异的字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是因为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魏代作文,情况发生了变化,用字有了一定的规范,“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练字》);到晋代用字,大都用简易的字,“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练字》);其原因很简单,即“时并习易,人谁取难”(《练字》)。刘勰指出此期用字时在字形、字义两个方面尽量选取今义今音而避免古义古音、生字僻字难字,否则三个人不识的字,就要被称为“字妖”了 。
从事文学创作时有意用奇僻之字,并非真懂得用字之道,也非深谙为文之道。刘勰主张用字应该注意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平,《练字》篇强调用字难易取舍的标准是“时并易习”,用“世所通晓”之字,废“时所共废”的字,在《练字》的“赞”中,刘勰重申“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的观点,即用字平易则文章易于流传,用字艰深则文章艰涩不流畅。文章的语言之美和作者学识的渊博不在用乖僻之字,遣词用字,以自然瑰丽为佳,被淘汰的字,最好忌用。刘勰的这个观点与沈约的“三易说”接近。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事二也,易读事三也。”从颜之推引沈约文可知,其“易识字”应该指的是在字形上、字义上容易的字,即通用的字,这在文字的运用上是较为进步的观点,也是精熟文理、洞明世情之见解。司马迁《史记》的语言平易简洁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把经籍中佶屈聱牙之文字用汉代书面语所替代,堪称后世文章之楷模,正如范文澜先生高度赞赏的:“太史公撰史,凡用《尚书》之文,必以训诂字代之,诚千古文章之准绳矣。”[13]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刘勰在《练字》篇中又从汉字尤其是从秦篆到汉隶在发展中,笔画的不断省减是为了易写、易识说明作文用奇难之字是不可取的。《练字》篇的“赞”曰:“篆隶相熔”,是说汉字从仓颉初造,至史籀之大篆,秦汉李斯书同文的小篆,直到汉以后的今文字隶书,都是彼此相因而又不断演变的结果。所以,刘勰称:“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字是“或颇省改……以趣约易”(许慎《说文叙》),逐渐完善简化自己的构形体系。
另外,刘勰从汉字特殊性造成经典在传写过程中的种种错误,批评了文士用字盲目爱奇的弊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汉字,其数量、形体、字体、读音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练字》赞称其为:“古今殊迹,妍媸异分。”《练字》云“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由于经典著作深奥难懂,简册文字纷乱,再加上年代久远,文字往往由于音近和形近而发生错误。葛洪《抱朴子·遐览》曾举例曰“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出文献经多次传抄极易导致讹错。刘勰《练字》篇特举“于穆不似”“三豕渡河”“别风淮雨”“列风淫雨”为例,列举因为音近和形近的错误导致文士沿讹习奇之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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