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言文观的诗学转换(1)学毕业论(2)
2013-12-17 01:00
导读：“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刘勰这句改写自孔子的话显示了刘勰对孔子思想的继承：语言要让人印象深刻，需要有文。但是刘勰论言而有文，论的不是孔子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刘勰这句改写自孔子的话显示了刘勰对孔子思想的继承：语言要让人印象深刻，需要有文。但是刘勰论言而有文，论的不是孔子行人专对的那种实际言说行为，他的议论对象是以文字形式记录在纸上的文章。两汉以来，多数文人失去了先秦时代行人专对的言说环境——那个用口头言说来推动或改变国家政治或战争情势的环境，诸子开创的著书立说成为文人最主要甚至在某些意义上唯一的言说方式，对语言的讨论从口头言说转到文章写作之上。口头的言说随着语境变化，言说也随时改变着语境;语言成文是将容易飘逝的口头话语固定为静态的文字的过程。语言成文之后，会脱离作者，也会脱离语言产生时的那个特定语境，而进入各种不同的时空之中。因此实际言说之“言”与文章之“言”肯定在要求上的有所区别。“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刘勰以圣贤文章为标准，提倡文章要有采，这样，刘勰将孔子针对实际言说的“文”转换为文章的“采”。
何为采?《说文解字》：“采，捋取也。从木从爪。”苏宝荣解释：采字“像用手在树上采摘果实和叶子之状，本义为摘取、采集。……又借为彩(颜色)或綵(有花纹的丝织品)。” [5]这样看来，采实为一种能捋取人心的吸引力，有吸引力的文章能让人心驰神醉，浑然忘我，进入文章的世界。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原道》)天地万物，皆能动人心魄，文章质文并重，为自然之理。不过，文质概念太过宽泛，对文章这个特殊个体而言，内容是模糊的。刘勰强调采，一方面承接了孔子潜在的要求语言打动人心的内涵，另一方面乃是针对文章本身特点提出的要求。口头言说随时而变，言说的内容成为主导，形式次之，所以先秦论“言”，如《国语·晋语五》：“言以昭信。”《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韩非子·说一》：“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多强调信、达、用。静态之文章同动态之口头言说相比：(1)文章的语境相对封闭，比较稳定;(2)文章的写作和阅读相对口头言说在节奏上舒缓得多。文章创作时如结构的安排、语言的组织等等可以反复考虑，精雕细琢，读者阅读时也会注意形式好坏带来的不同感受，因此文章形式上升到与内容同等的地位，语言的信、达、用等针对口头表述的标准淡化，文采这样的形式美感要求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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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正是从文章形式美感而不是从口头言说的要求上论述文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情采》)。《老子》语言，庄子、韩非对语言的议论，显示了语言的修饰组织等形式带给人的美感，这就是文章之采。
当然，刘勰并不孤立地强调语言文饰的形式美，前人的论述和创作的实践已经证明过度和不知所谓的文饰会妨碍意义的表达，“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所以，刘勰探求三文——形文、声文、情文的背后：是什么力量组织了形、声、情，使它们有条理的杂、比、发，从而具备了动人心弦的魅力?刘勰认为这个力量是人的情性，“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外在修饰没有情性这个生命力量的指挥，就不会打动人心，就像铅黛一样，它可以饰容，但很明显，美丽的真正来源不是铅黛，而是人的姿容中显示的生命力量。语言的修饰应该是思想情感这样的生命涌动和语言形式的奇妙遇合，这个奇妙遇合刘勰称之为“神理之数”，能促进奇妙遇合的方式是“为情而造文”。
至此，刘勰淡化了孔子“言文行远”观中对口头语言的要求，将之转变到书面文章的形式修饰之上，也淡化了此观念中的现实功利色彩，凸显了文章外在修饰中所蕴含的远离功利的纯粹审美感觉，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转换。
三、 志足言文
言既身文，言文行远，语言及对语言的修饰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凸现，怎样做到言而有文呢?刘勰的解答是“志足言文”。
为什么志足能使语言富于文采呢?言语源于内心，“心生而言立”，“志以定言”，“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显”。语言魅力之根是内在的心志情理，“言隐荣华”，不是从心志情理出发的外部修饰不会形成真正的文采。由此出发，刘勰认为文采的有无与内在心志情理有关，心志情理又与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养气》篇说：“夫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励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又“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气盛则志盛，志足而言文，所以刘勰提倡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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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文采的产生经由气—心志情理—言文的过程，其内在的原理就是“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左传·昭公九年》屠蒯劝讽晋昭公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孔颖达注曰：“调和饮食之味以养人，所以行人气也。气得和顺，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满，虑之于心，所以定言语也。详审言语，宣之于口，所以出号令也。”[6]刘勰提倡养气的理论根据在此。
刘勰引用“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是在《体性》篇，《体性》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人的不同个性气质形成了文章的不同风格。“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章风格的产生沿循的是“气——志——言”的过程，也就是说，语言文采的产生过程和风格的产生过程是同一的，文采与风格同一吗?它们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文采的重点在语言之上，文采的产生直接源于对语言的修饰和组织，语言可以有文，也可以没有文，“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情采》)。风格强调的是气，个人性情气质差异在语言上的呈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同文的可有可无相比，文章必然会呈现气的差异。不过优秀的文章在刘勰的眼里，总是风格和文采的混同呈现，刘勰在解说八体风格之繁缛和壮丽时说：“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体性》)，博喻的修饰手法在繁缛风格的形成当中起了很大作用，而壮丽，就是由高论宏裁形成的卓烁异采，文采和风格在优秀的言辞中总是二位一体，难分彼此。
屠蒯的话语目的是劝讽晋昭公，指向的是实际的口头言说行为，是自然的语言产生过程，并不指向语言的文采和风格。刘勰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将视点引向文章的文采和风格，从根源上肯定了文采和风格的独特审美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四、 刘勰言文观诗学转换的意义
首先，刘勰肯定了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先秦诸子讨论语言之时，在肯定语言对人的重要性之余，对语言的怀疑与不信任也表露很多，魏晋以来，言意之辩中言不尽意论大占上风，“在‘言’与‘意’的论辩中，荀粲、何晏、王弼一流把‘言’的指称意味越看越轻，而把‘意’的本质意味越看越重，引出玄学蔑视语言的倾向。”[7]这些怀疑与轻视是从哲学、
伦理学、政治学等实用功利角度审视的结果。刘勰从文学、美学的超功利角度出发，在心生言立，言立文明的自然之道中，发现了语言对人新的意义——语言乃精神寄托的家园，这是审美意义上的肯定，也是对魏晋以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肯定。在这个新视角的观照下，刘勰赋予了语言文饰以美学内涵，完成了语言之文的诗学转换。
其次，刘勰言文观的诗学转换以历史为根。刘勰言文观脱胎于儒家观念，几处关于言文的陈述很多引用改写自公认的儒家典籍，这使他的诗学转换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不到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刘勰关于言文的论述为后世继承和发扬，如后世论质与文，文多含文采之意，柳宗元曰：“夫为一书，务富文彩”。解缙云：“具文质之中，得华实之宜，惟唐人为然。”唐诗之华即为文采。
最后，虽然很多人将《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是，《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为大文学观，从《文心雕龙》所研究的范围来看，它的研究对象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文字书写的文体，詹锳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的书，[8]而不只是研究纯文学文体创作的著作。将刘勰的大文学观和刘勰言文观的美学内涵结合起来看，刘勰提倡语言要有修饰，要有文采，提倡声律、丽辞、夸饰、练字等等要求与技巧，不只是要求了诗、赋、乐府等纯文学文体，也要求了论说、诸子、诏策、奏启、议对等明显的思想论述文体，由此，刘勰在语言上让中国古代文论乃至整个思想表述带上了诗性色彩，成为中国文论诗性创作的理论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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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4]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
[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3][5]苏宝荣.说文解字今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318、217.
[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28.
[8]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序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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