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1)学毕业论(2)
2014-01-28 01:06
导读：西周部分，《国语》的编撰者选择了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及幽王当政时的一些重要事件。见于《周语上》的前半部分和《郑语》。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
西周部分，《国语》的编撰者选择了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及幽王当政时的一些重要事件。见于《周语上》的前半部分和《郑语》。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西周中后期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主要选取的史料有：穆王征伐犬戎、恭王灭密、厉王专山泽之利以及宣王不籍千亩、废鲁太子括而立戏、伐鲁立孝公、料民于太原等史实。这些史实，表面看没有什么关联，共同的特点是均记载周天子的悖礼之行。其实却是大笔勾勒了一个时代的背景：王室衰微、社会正发生深刻的变革。今天我们对西周中后期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的了解，主要通过《国语》的这部分记载，足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编撰者截取这段历史，体现了“语”书的编撰意图。这部分更是对春秋诸侯称霸的背景介绍，是全书的铺垫。王室衰微礼乐不兴才有诸侯争霸。周天子自毁礼制，才有一向秉持周礼的鲁国也只在“仪”上做文章，《鲁语》的记载较详。《齐语》记齐桓公霸业，尊王攘夷，不过是其称霸的幌子。《晋语》共九卷，一方面有对晋国勤王的考虑，一方面也因为晋国久霸中原、史料记载翔实的缘故。《郑语》记载西周将亡，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形势，预言晋、楚、秦、齐必会兴起，郑应据济、洛、河、颖之地以自固。笔者认为，《郑语》所涉及的史实，其实是对周、鲁、齐、晋等国政治变化的总结，《国语》编撰者在四国之后突然又插入一段西周的史料，应该不是随意的。以上四国的顺序安排，意在表明肱股周室的诸侯国尚且僭越礼乐，何况其他诸国，更不要说荆楚和吴越了。楚王尚德，国势强大，与中原晋国长期争霸，楚庄王甚至直接向周王问鼎之轻重，有取代之意。吴、越两国，也曾在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时期与中原诸国抗衡。《国语》对其盛衰的记载，亦能突出其“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以及“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编撰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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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文学价值的再评价
我们知道，古代史官在记录历史时要遵循秉笔直书的原则，这是实录的传统。留下的是信史，却因文辞的简约而略输文采，所以《尚书》“佶屈聱牙”，《春秋》被视为“断滥朝报”。《国语》集八国“春秋”，各国史官才分厚薄，故而记史风格各异。内容上，朱熹认为“如齐楚吴越诸处，又精彩。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藉田等处，令人厌看”［6］(P156)。《经义考》又引其“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的评语。这显然是大思想家朱子忽略了《国语》的思想性，而将其当成传奇演义之类的作品了，却也是事实。语言上，不乏有柳宗元、陶望龄等人对其“深闳杰异”、“深厚浑朴”的评价，但亦存在不足。范宁、韩愈等人评其文“富艳”、“浮夸”。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说：“《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 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这又过于夸大《国语》语言上的不足了。编撰者保持原貌，也是遵循实录的精神，是其职业道德的体现，更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的体现。简言之，《国语》的内容没有经过全面统一的剪裁，语言也没有经过全面统一的润色，才有宋人李焘所说“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的感觉。此外，《国语》也对各国瞽湛谑隼史加以选择，此类史料由于主要靠口耳相传，所以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渲染和虚构的成分，导致《国语》在叙事上存在荒唐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总的看，这部分更像是历史演义，史的味道淡了，文学的色彩却浓重了。
那么，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国语》的价值，除了传统的关于体例、塑造人物和语言运用特色的认识外，《国语》有明确的编撰原则，且能在具体选择史料和安排结构上贯彻这一原则，体现了私人撰述的自觉意识，这种编撰的自觉意识反过来又提供编撰者足够的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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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遵循“语”书所要求的编撰原则，客观而又明确地选择史料，重点突出了人物阐述的思想。书中各国有名的卿、大夫们，包括孔子、叔向、子产、史墨等重要的政治家有着相同的治国理念，就是以礼治国。正是这一思想使表面互不统属的《国语》成为有机的整体。各条记载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尚书》那样的文诰，也不同于《春秋》寓褒贬于一字之中，更不像《左传》那样有着浓重的历史味道，着力构建宏大的历史画卷。《国语》以记言为特色，记事是简单明了的，有意识地刻画人物，虽显粗糙，毕竟文学的色彩较之《尚书》和《春秋》等早期历史散文愈加浓郁。编撰者善于根据著作自身的特点来梳理史料，大到各国春秋，小到卿、大夫的家史和瞽盏目谑隼史，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人觉得所谓的大事也无所谓大，小事也并非真小，史实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这种编撰方式和“语”书的独特形式，成为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独特的部分，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国语》还孕育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最初萌芽。《晋语》记录了晋骊姬之乱以及重耳流亡和称霸的历史，也记录了赵文子和赵简子的事迹；《鲁语》有叔孙穆子、公父文伯之母的事迹；《吴语》写夫差，《越语》记勾践，可以看做是孕育了中国人物传记的最初萌芽，虽然每个人的事迹各条独立互不相属，但合在一处丰满了人物的形象，为后来司马迁修本纪、世家和列传提供借鉴。在文字运用上，《国语》的作用依然不可低估。《史记》对其古奥的文字加以润色，对其烦琐之处加以简化和通俗化。两者对比，反映出文学语言的历史演变。结构上，编撰者的安排反映了他的宗周思想和传统的四夷观。值得注意的是，编撰者也考虑到以结构形式来阐述时代变革的因果，对史料的选择说明了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不再阐述。国别体是《国语》的外在形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离开国家分裂诸侯林立的历史时期，这种形式的修史方式多不为史家采用。但是还是影响到后来人的编撰。《战国策》十二策，也是以国为单位的；《史记》有夏、商、周、秦的本纪，有晋、楚、郑、韩、赵、魏世家，也是国别体例的启发。后来的《三国志》、《十国春秋》和《十六国春秋》等也在外在形式上借鉴国别体，其根源就在《国语》。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国语》是先秦私人修史的典范之作，确立编撰意图、围绕着编撰意图来大范围地搜罗史料、结构的安排也服务于“语”书的政治功用等实践，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史官修史提供宝贵的经验。先秦诸子就某事而长篇大论以及他们著述编撰上的特点不能说没有《国语》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国语》在流传的过程中，或有散佚，或有增补，所以还不能以今天所见的版本来推测当初。但统观全书，史料散佚和增补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做出细致的考证，这是另外的问题，此不赘言。不管怎样，史官记史的传统影响了《国语》的编撰，进而影响到《国语》的文学价值。
《国语》被认定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准确地说是一部史料汇编。全部二百三十则史料表现的思想主要集中于礼治、民本、忠恕等儒家思想，这使得《国语》具有整体性。从文学角度看，《国语》是先秦历史散文集，如同文选汇编。因形式上各个独立，互不相属，故而在语言运用和叙述方式上，没有做整体分析研究的必要。每一篇散文都有自己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却同样表现其审美价值。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看似简单的史料拼凑的背后，其实有着编撰者良苦的用心，这一份光芒不应该被其语言和叙事的缺憾所掩盖。
参考文献
［1］徐元诰. 国语集解［Ｍ］.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傅庚生. 国语选·序言［Ｍ］.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 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 国语［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董立章. 国语译著辨析［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6］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Ｍ］. 北京：中华书局，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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