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以舞相属”现象的文化解析(1)学毕

文人的乐舞活动是乐舞艺术消费与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两汉魏晋时期,文士的乐舞活动丰富多彩。汉代“百戏”是融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演唱、舞蹈等于一体的技艺性综合艺术,演出场合一般在民间的市井广场,但许多贵族士人也以“百戏”娱乐宾客。“百戏”还成为文人宴集、朝廷外交场合表演的节目。到东汉时,安帝曾下令宫中“罢鱼龙曼延百戏”。可见“百戏”当时在宫中表演之盛。汉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喜爱“百戏”,也迷恋“女乐”,汉魏时期贵族家中普遍养有大量的歌舞伎人,即女乐。据《汉书·礼乐志》载:“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这些贵族中人生活十分淫侈,追求声色享乐,甚至与皇帝争夺“女乐”。东汉著名的学者、文人马融十分喜欢音乐,“善鼓瑟,好吹笛……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学徒,后列女乐。”他的学生有上千人,学堂之上讲授学问,学堂之后却不忘歌舞享乐,可见其对女乐之迷恋的程度。两汉魏晋文士还喜欢在宴饮聚集时即兴起舞,即兴起舞一般为独舞,歌舞形式与风格因人而异。如《汉书》中记载的李陵送别苏武的即兴歌舞。苏武为汉时名将,出使匈奴十九年,历尽磨难仍坚贞不屈,而李陵却在战败之后无奈投降匈奴,无法归汉,当苏武终于全节归汉时,李陵的心情十分复杂,于是,他特地给苏武举行了一个送别宴会,并以歌舞抒发自己悲痛的心情,歌舞之后“泣下数行”。这种即兴歌舞是一种典型的悲情歌舞。东晋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他擅长跳《鸲鹆舞》,当时司徒王导非常器重他。某日,他前往拜见王导,正值王家有多位文士聚集宴饮,王导便对谢尚说:“闻君能作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谢商便“著衣帻而舞”,即身着正规的服装而舞,舞时“俯仰在中,傍若无人”。《鸲鹆舞》是模仿动物的一种舞蹈,谢尚以“傍若无人”的心态进入舞境,率性而舞,充分体现出魏晋风度洒脱、任诞的气韵特征。与李陵的悲情歌舞相比,又自有不同之处。两汉魏晋文人乐舞活动中颇有意趣的是即兴歌舞时的“以舞相属”现象。

“以舞相属”是文人宴集时的一种交谊舞的形式。一般由主人先舞,舞罢,以舞相属于客人,客人起舞为“报”(酬答),然后再以舞相属于另一人。如果被属之人不起舞,便会被视为失礼不敬。这种宴集邀舞习俗始于西汉时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为人刚直的灌夫约丞相田蚡一起赴魏其侯窦婴的家宴,但田以醉酒相忘而推脱未去,第二天前往时又故意缓慢行走,灌夫由此非常生气,“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由于田不起舞为报,灌夫便不顾君臣之礼,当众责骂田蚡。可见,“以舞相属”之习俗由来已久,只是在西汉时运用的场合较为广泛,还不是文士聚会中专有的活动。到东汉时,“以舞相属”渐渐成为文人宴集时重要的交流形式。《后汉书》中载:“(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娇,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怒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蔡邕为汉末著名的学者、文人,他在流放地被赦之后,当地太守王智设宴为其饯行,宴间,王智起舞属蔡邕,蔡邕则因鄙视王智而“不为报”,并拂袖而去。由此,王智怀恨在心,向朝廷告密,说蔡邕诽谤朝廷,蔡邕不得不亡命江吴很多年。可见,在宴会上以舞相属,并不仅仅是即兴娱乐的小事,而是文士之间交流与交往的大事。被邀者不起舞,被视为对邀舞之人的大不敬,由此文士之间会产生矛盾,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

三国时期仍然流行“以舞相属”。《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陶)谦性刚直,有大节,……郡守张磬,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磬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由此可知,属舞时被邀者不仅要起舞,在舞蹈之中需要旋转的部分还得旋转,若不转,也被视为不恭敬,是一种勉强、敷衍态度的体现。东晋时期依然流行“以舞相属”,《宋书·乐志》中曾提到谢安起舞属桓嗣一事。可见,“以舞相属”是两汉魏晋时期流行于文士之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宋书》的作者沈约认为:“魏晋以来,尤重以舞相属,……近世以来,此风绝矣。”以“尤重”一语强调魏晋继承两汉“以舞相属”的传统,风气所盛之情形。“近代”指沈约所处的南北朝。“以舞相属”现象在两汉魏晋的盛行以及到南北朝时的绝迹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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