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山水田园诗的生态取向(1)学毕业论(2)
2014-02-07 01:10
导读：随着魏晋玄学（包括佛学）对自然山水认知的深化、认知思维模式的定型和产生的广泛性影响，其对人与自然融合的生态规范作用也显现出来。山水田园也
随着魏晋玄学（包括佛学）对自然山水认知的深化、认知思维模式的定型和产生的广泛性影响，其对人与自然融合的生态规范作用也显现出来。山水田园也从初期的外在独立的存在客体发展为与人类主体具有特定审美关系以及承载不同文化意义的物质性对象，自然不仅诗意化，而且也人格化、人性化了。诗人主体的自然生活与自然山水田园本身在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自觉把个性人格和理念形态赋予了山水田园，因而自然山水之美与诗人的理想人格之间便具有了相关的内在联系，文人也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山水，对于客观外在景物都抱着一种亲切弥同的情绪，向秀、郭向注《庄子·齐物论》认为：“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既然人与自然山水景物同属“自然”之物，且自然山水本身又蕴涵玄妙之“道”，形象幽美，格调高逸，内涵深邃，与魏晋人所钦慕的理想人格美深契妙合，因此富有灵性的山水被视为可与其交流心智、袒露性情的亲弥对象，人在自然山水中也感觉到自身人格的被认同和被重塑。山水自然美又可成为表现理想人格美的外在形式，在《世说新语》中可看到大量用自然风景、植物、山川地貌来形象来形容比喻所记述对象的。如《世说新语·赏誉篇》：“王公（敦）目太尉（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晋书·裴秀传》记裴楷目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有的以人物家乡的山川地貌与所评论的人相联系。如《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最嶵巍以嵯峨，其水押渫而扬波，其人垒砢而英多。’”人格之美与家乡山水之美相得益彰，人格之所以美，缘于其与山水之美相类，能在自然山水中自由展现自我人格，而自我主体也能在“游目骋怀”的赏悟自然山水中化入宇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实现对“道”的观照中生成最高的生态美境界。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正因为山水之美与人格之美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关联性，魏晋以来，尤其是东晋以后文士雅好山水田园蔚然成风，对生态自然的审美自觉行为也常被文人视为雅事乐事而效行。据《宋书·隐逸传》载，刘宋宗炳好游山水，曾远游天下，“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宅衡山，欲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雅好山水，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观之，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推崇古之贤者如许由、孤竹等人的山水之游，体味“质有而趣灵”的山水之道，即使老病仍“卧游”山水。谢灵运也在《名山序》中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他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写作山水诗的诗人，酷爱山水，终生跋涉不已，遍游各地名山，把自然山水看作是颐养性情、寄托精神的理想场所。这完全是将游赏自然山水活动与主体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自觉乃至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表明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把去官归田之举说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一再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大自然的田园丘山成为他的精神港湾，因此他一旦回归田园，便以一种审美自觉观照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玄妙生命和本真：“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引此《饮酒》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中，诗人审美的玄远情怀趋于物化，并与山水自然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共振，心物交感，使物入我，使我入物。物的尺度也即生态的尺度得到充分体现，完成了两者潜能的对应性自由实现。陶诗所体现出的自然生态审美自觉以及所达到的物我和谐境界无疑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生态取向开启了先声，因为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陶诗中诸如“采菊”两句“以物观物”的观照，还是王维《酬张少府》诗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体察，都表现出诗人主体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与造物者游”的高远冲淡的审美构成态势，展现主体超越物欲、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理想以及心灵与自然融汇合一的境界，达到了中国生态
美学所推崇的人生的自由与和谐乃至天人合一的审美极至境域。
三、诗人们的生态之乐及其作品中所富含的山水自然生态意趣
与儒道自然观相比，玄学自然观所突现的对于自然山水景物所怀有的真正亲和、关注和激赏是对传统儒道自然观的突破，也是其独有的显著特征。儒家的“乐山乐水”，强调的是以道德人格精神为前提的人与自然的合一。道家的自然观，是将自然玄理化，追求达到以审美精神为主的人与自然的合一，自然山水景物往往是被玄化了的自然，成为道的喻体。魏晋玄学在吸纳老庄自然观形而上的玄想基础上，更将自然山水景物人情化⑦。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大量记载了魏晋人对自然的亲和与深情并使景物人情化的例子，典型的有如：“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濠濮间想”源于庄子的游钓，但此非同于庄子的玄想，而完全是对自然景色的亲和与欣赏。《世说新语·任诞篇》又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足见其赏爱自然物的本性。
随着人与自然的更进一步“会心”，魏晋人还将人拟自然化。如《世说新语·容止篇》载：“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肃肃，爽朗清举。’或云：‘潇潇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袁宏之妻李氏《吊嵇中散文》也称嵇康：“风韵迢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这是以自然风景和植物作为人拟自然化的对象，从而显示出人与自然的更深的亲和关系，魏晋人也因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自然山水，感悟不同于传统儒家“乐山乐水”的自然生态之乐。《世说新语·言语》载王友军去官后，与东土名士纵情山水弋钓之乐，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文人雅士对自然山水可谓一往情深，诚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将“向外发现的自然”与“向内发现的自己深情”融为一体，达到主客物我交融，正显现出魏晋人和谐生态之乐的时代文化特性，即追求人与自然交感而产生的人性内在和谐的终极快乐境界。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由以上魏晋人对自然山水的亲和赏爱态度，可清晰展现出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景物与审美主体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历程，即从远古时代的不可制服的异己力量和与人类对立的状态，先秦时期成为老庄哲学中作为体认玄妙之“道”的附属载体，至魏晋则进而发展成为物我平等和谐交流、彼此潜能对应自由实现的新型物我关系对象，人与自然真正达到了和谐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魏晋人真正体会到了和谐的生态之乐，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总结刘宋以来的文学特征时，用“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揭示诗人对自然之美的有意识追寻态度。基于对自然是人亲密无间的朋友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的深厚赏爱之情，魏晋南北朝作家怀着民胞物与的自觉情怀走向大自然，把自然山水景物中蕴涵的生命元气作为自己抒情寄怀的材料，物我交流共振，相亲相近，使自身躁动的灵魂得以宁静和慰藉，自然山水景物也在作家的感悟和情感流泻的同时展现出其鲜活生趣的本元生态性状来。正如萧子显指出的：“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作家们已认识到人心与自然景物之间存在的相通的生命结构，存在着一种同质同构的亲和关系，诗人和艺术家在陶醉于自然生态之乐的同时，在仰观俯察之间油然而生一种人生化入宇宙的玄妙之感。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描写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自然宇宙间，文士们既与自然亲和，得自然山水之乐，又有对玄妙宇宙的真意感悟，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达到了原生态景物的富有诗意之美与深邃哲思的有机融合。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就魏晋至南朝时期的中国古典
诗歌发展而言，诗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然界客观物象的关系处在“感物”型的阶段。如阮籍《咏怀》：“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陆机《赠尚书郎顾彦生》：“感物百忧生，缠绵自相寻”；张协《杂诗》：“感物多所怀，沈幽结心曲”等。在理论上，文论家也作了总结。如钟嵘《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等。感物说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典型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彼此交感的深度关系。在山水诗创作之初，诗人大多采用了这种写作方式，因而其诗作显现丰富的大自然生态意趣。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多有表现外感于物的情感体验，如《游南亭》：“戚戚感物叹”；《南楼中望所迟客》：“感物方悽戚”；《长歌行》：“览物起悲绪”等。同时，谢灵运对自然景物所采取的静观默察的态度，使他诗中对自然景物的表现具有像钟嵘《诗品》评论的“寓目辄书”、“外无遗物”的基本特点。唯其如此，其诗更显现出鲜活的大自然生态意趣，如《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入彭蠡湖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文心雕龙》称这些诗句是“极貌写物”，鲍照形容为“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具有鲜明的生态价值，其后的山水诗歌也以描写诸如“白云初晴，幽鸟相逐”、“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等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理想的生态表现范式。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陶渊明更为典型地表现出为物所感的生态快乐体验，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描述了自己在春夏之际身处大自然中，“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自称为“曦皇上人”。在他的《游斜川诗序》中进一步表现了其在和美闲澹景致中的自在心境：“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读山海经》其一又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在大自然的田园中，陶渊明总是有无限的生态快乐体验，这是一种人融入万物之中而成一体的超越时空和形式的终极快乐。缘此，其笔下的大自然呈现出众多样态的生态意趣。翻开陶渊明集，可看到他作品中出现众多的植物和动物意象群类，松、菊、云、风、鸟是分布于陶渊明田园诗的五大意象，其中写到树木的有35篇（首），写到飞鸟的有31首，就这些五大意象群类中单独写及的类别看，飞鸟的意象是最多的。其笔下的飞鸟诗包括专名的（如鸣鸥、黄鸟等）、《读〈山海经〉》中的奇鸟（如青鸟、灵凤等）、无名的“田园鸟”等，以后一类写得最出色，开拓了飞鸟这一生命本原的文化意义和原生态的朴素哲学意蕴，闪耀着可贵的人格价值⑧。玄学以追求“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为最高理想境界，陶诗中的飞鸟意象展现了其自由自在的自然本性，显现了诗人对“质性自然”的追求和自然本真的袒露，物我形成了一种同质同构的亲和关系，因而自然生态的种种物象与诗人的生命姿态之间具有一种双向互动、互为因果的生态关联。自然山水田园和生存于其间富有灵性的生命使诗人获得与自身生命潜能相对应的抒写载体，获得自由精神和人格发展的最高自然本体，而诗人通过意象性的自然语言所展现的景象，引人进入生趣盎然的生态境界，形象阐释了自然田园的本元生态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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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鼎生：《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②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页。
③ 支遁：《大小品对比要钞序》，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④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嵇中散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⑤ 参见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0页。
⑥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
⑦ 王建疆：《自然的玄化、情化、空灵化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⑧ 魏耕原：《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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