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与魏晋士人的人格范型(1)学毕业论(2)
2014-02-08 01:36
导读：三、名教即自然 何晏、王弼崇本息末的玄学理论对魏晋士人人格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士人们却无法真正解决其内在矛盾。
三、名教即自然
何晏、王弼崇本息末的玄学理论对魏晋士人人格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士人们却无法真正解决其内在矛盾。他们可以在玄远超脱的境界中清谈高论，却无法离开社会，无法摆脱各种欲望。所以当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时，要么象阮籍那样明哲保身，沉于极度愤懑与痛苦之中；要么象刘伶那样沉于美酒，将那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化作泡影；要么象嵇康那样直面现实，让那“天人交泰”的理想随着《广陵散》飞向天际；要么象山涛、向秀一样最终屈膝于虚伪的名教，把自己那拔俗的风韵化为一片烟云。面对战乱频仍、朝不保夕的乱世，面对时光倏忽、生命短暂的悲哀现实，寻求一条与社会、与名教相互协调的处世之路，无疑才是士人们最明智的选择。
西晋年间，代表世族利益的思想家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相互糅合，提出新的理论主张。郭象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人的一些自然本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要求，都是自然之理。而这些要求与儒家的名教并无矛盾，只要无心顺物，率性自然，也就符合礼义。如果不顺应自然，离群超世，不食人间烟火，那就不是“称情”，因而也就做不到自然。这样，名教与自然就统一了。他还认为从国君到万民百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职能，因而社会的等级和制度是合理的、自然的。这些理论无疑为玄学的发展开拓了新路，它解决了士人们的内心修养与经世治国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正适应了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满足了士人们干预时事、参与朝政的仕途需要。
王戎、王衍正是奉行郭象理论的实践者。清高超群的清谈名流王戎慎言傲世，时有不尊礼制之举，但他并不鄙弃功名，他承袭父位周旋于复杂凶险的官场，虽然很难象庄子那样超脱，却能游刃有余，赢得一世逍遥。王衍在当时贵为太尉，又是清谈领袖，歌咏玄虚，但他心中的玄学，并非只是一个“无”字，他与王戎一并成为自然与名教成功结合的范型。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向秀的理论主张似乎比郭象的更具实用色彩，他对现存社会体制和秩序持肯定态度，主张人要享受感官快乐，满足自身情欲，并把这当作天理自然，他在《养生论》中说：“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这就是说，不仅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情感，而且人的本性是要求娱悦享受的，压抑人对娱悦享受的追求就不是“自然”。
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士人们就深虑生命的易逝，因而对个体生命的意识就愈来愈强烈。纵欲恣情、贪图享乐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如何晏就好色、饮酒、服药，生活骄奢放纵，而被冠以“毁教乱治”的罪名。向、郭理论的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纵情享受和士人们的及时行乐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人们对功名利禄、物质享乐等欲望的追求成为“自然”的风尚，如王恺和石崇都极尽豪奢之能事，二人争豪斗富，各不相让，还有世族国戚的王济，竟用人乳喂猪而使其肉肥味美，真是挥霍无所忌惮，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纵心适志、不为名教所拘的一种极端化、甚至说是变态化的表现。
四、弃名教而入“自然”
在名教统治的社会，那些抱着立善之志而不愿随俗浮沉的士人们，要想达到真正的自然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许多士人走的多是儒道融合之路，虽然崇尚自然、放诞不羁，却依然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也并不想完全放弃人世的功名。这样在世道昏浊、政途艰险的现实环境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上层政治的漩涡，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断头台，如夏侯玄，何晏，嵇康，张华，潘岳等。即使像阮籍那样漠视名利且能够慎言自保的人，也没有达到清真自然的人格境界。因而正始之后，隐逸避世成为士人们对抗现实与名教的有效途径。他们远离尘世，寄情山水，蔑视名教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生存境界，并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于是，遁入“自然”成了士人心中的一种理想风度、一种理想人格。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隐逸山林的“竹林七贤”就曾期望于自然山水之间高洁自恃，过上娱神养性、悠游自在的“自然”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最终没有逃离名教的牵制。自西晋始，士人隐逸之风更盛，然而真正能够鄙弃名教而融入自然的却寥寥无几。王羲之、支遁、孙绰、李充、许询等似乎可以称得上是飘逸洒脱的隐士，他们游乐于山水之间，大有不与名教“同流合污”之意。然而，他们的隐逸林薮、笃好山林并非真隐，只不过是他们士人生活的一种点缀和标榜其淡漠功利的形式罢了。他们建造的名胜别墅，虽标隐逸之态，但其穷奢极欲的程度竟使富豪石崇都叹为观止。更不用说那些沽名钓誊的假隐士了。
真正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的是陶渊明。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应该说，这一切源于他对儒家那套修身齐家的道德学说的彻底鄙弃，和对士宦与政治真正的厌烦。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的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发展的终结。
参考文献：
［1］庄子.逍遥游［Z］.四库全书［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宗白华.
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7.
［3］孔子.论语［Z］国学备览［M/CD］.北京：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3.
［4］陈文新.“世说”体审美规范的确立——论《世说新语》［J］.学术论坛，1994，（4）：93.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