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与魏晋士人的人格范型(1)学毕业论
2014-02-08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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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特定时代和魏晋玄学的不断演化过程中，
【内容提要】
在特定时代和魏晋玄学的不断演化过程中，由于魏晋士人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形成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
【关键词】 魏晋士人；名教；自然；玄学
魏晋玄学是在“名教”与“自然”之辩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名教”一词，如引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之义，是指“儒家相传之礼法，与老庄放达之教相对”，即是指正统儒家所确认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社会规范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而“自然”，是“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它是宇宙万物的本来形态和运行法则，反映在人的思想观念上，就是指本然、天然，让万物顺任自然。
在那个最混乱、最苦痛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魏晋士人们受玄学思想影响，为世人标榜出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笔者认为，这些人格范型的产生与他们对名教、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存名教而尚自然
古代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他们博学善辩，积极入世，崇尚儒家礼乐。儒家的温柔敦厚、注重功名和克制凝重等品格，一直是士人们所崇尚的人格典范。直至东汉末年，政治斗争日益加剧，名教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欺世惑众的思想工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格道德标准开始怀疑与否定。曹魏时期，从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开始，士人们开始注重人的内美和才干，鄙弃虚声美誉，传统道德观念和正统伦理思想渐趋淡化。同时，士人们开始以道家的批评精神批评汉末朝廷的腐败与社会风气的虚伪，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消解乱世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开始注重自然，并用道家学说来诠释儒学，追求旷达自然之境界。
但是士人们并不废弃名教，他们对儒学教义择善而从，依然十分注重仁德之美，把为士的原则与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如《世说新语》就称敢于犯上的陈仲举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而不愿死读经书、率性自然的邴原，也以遵法守道、品行高尚闻名。更有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亦打破了汉儒的种种信条，开始尊重人的个性与真情，但他们同时也钻研《六经》，儒家思想仍是他们经国立身之本。这样，在他们的人格气度中，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的人生
哲学思想，与老子清静无为以求精神自由的思想达成一致。儒家的崇德尚礼、重视名节的观念与道家的与世无争、崇尚自然的思想相互糅合，相得益彰。因而崇尚自然、兼具善德与善道之士成为士人们的人格典范。
其实，玄学本来就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因而名教思想从来就没有从士人们的思想中完全的脱离过。在魏晋自然观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规范也一直是相互调和的。正始年间的玄谈领袖何晏、王弼以道释儒，宣扬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也是为了通过遵从事物的自然之性，无为而无不为，从而最终实现儒家的仁德理想。所以无论是他们的“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后来郭象的“名教出于自然”，都是肯定了社会的政治伦理规范（名教）的自然合理性。因而名教所尚之“德”在士人们的人格结构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正始时代，政局的混乱、名教的虚伪，使得士人们难以施展经世济民的才能和抱负，他们或因才学横溢而惹嫌妒排挤，或因率直任性而遭罢黜、或因言行无忌而致杀身之祸。因而他们意识到，只有从道家的“贵生”哲学中学会“达生任性”地生活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接受了何晏、王弼的玄学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王弼虽然肯定名教的自然合理性，但他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因此要“崇本以举末”。并且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据，在人格修养方面，也应该依据“无”来成就德性，以“无为”为旨归。也就是采用自然而然的方法来涵育德性。这些玄学思想使得“无为”、“任性”、“自然”成为士人们的思想崇尚。他们进一步从名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曹魏时期的崇尚事功和气质才性转而追求超世离群、风神潇洒的人格理想；从对儒家人格道德标准的追求，转而去追求简约、玄远、放达、淡泊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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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士人人格范型。他们之中政治态度激进的嵇康、阮籍，直接从反名教的立场吸取老庄哲学，建立自己的人格理想。他们理想中的玄学君子，是具有老庄的自然无为和逍遥游精神的超尘士人，他们“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能够从一切名教中解脱出来，用自己的自然真情去对抗名教礼法，实现自我价值。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提出，“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表现了逍遥放荡的人格理想。嵇康反对名教的态度更为激烈，他“非汤武而薄周礼”（《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六经和礼律都是摧残人性、压制情感的桎梏，因而对儒家圣人大胆嘲弄。他“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司马氏父子的名教之治极其鄙视，深情、真率、自然成为他的人格追求。
当时清高正直之士人也无不崇尚真率、狂放的人格精神，厌恶庸俗、恶浊的世俗空气，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生活。他们以潇洒飘逸、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人格气度为美，从而养就了中国士人的新精神。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4］，也不妨说，狂、逸、怪、侠正是当时士人们最具典范意义的人格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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