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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任诞篇看魏晋士人决绝的生命抗争
魏晋士人的狂傲任诞、落拓不羁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他们向假礼教和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反抗。他们貌似狂放失常，实则是借这种狂傲与放诞进行痛苦而坚决的抗争。任诞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下面举例说明：
阮籍别嫂。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当时的封建礼仪来说，叔嫂是不通问的。阮籍同回娘家的嫂子话别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当时的习俗，有人讥笑他，他反而振振有辞：“礼法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
眠邻妇侧。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到邻家美妇那里喝酒，醉了便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觉。在封建社会，男女关系是礼教之大防，为世人所不耻。可阮籍却我行我素，全然不把这放在心上，正是“坐得端，行得正，管他东南西北风”！
重丧饮啖。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座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籍饮啖不轰，神色自若。司马氏擅权后，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在阮籍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自利的手段，是排斥打击异己的幌子，实则是对礼教的毁坏和亵渎。目睹礼教的沦落他又不好公然揭露和指责，便只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镇定自若而又孩童无知的样子，肆意践踏着司马氏集团的假孝道、伪礼教，看似无心，实则有意。这也是一种站在悬崖边上跳舞的举动，稍有闪失，便会跌入万丈深渊，招来杀身之祸。而渴求有名士撑门面的司马昭虽然心知肚明，却也拿阮籍的这种绰绰约约的姿态没有办法，只好为他闪烁其辞，托词掩饰。当然，这里面有阮籍自己的一份处世圆通的功劳，他不比嵇康的直面人生，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反抗姿态。但这其间的微妙，确也发人深思。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刘伶放达。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大白天脱得一丝不挂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他还要发一通以天地为房舍，以房舍为裤子的议论，责怪别人进入他的裤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其荒唐、任诞确实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任诞篇虽然大量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许多荒唐可笑之举，但也如实地反映出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如：
阮籍抑子。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籍之子阮浑也想学父亲的样子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却遭到了阮籍的训斥：“卿不得复尔！”即：你不要再学我的样子了。可见，对于自己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举动，他是不推崇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酒浇垒块。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一代枭雄曹操也说过：“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在文人那里，既是个性潇洒的表现，又是借以浇愁、聊以自慰的方式。而在阮籍这里，饮酒显然已不只是一种时尚，而是成为了他抒发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苦闷、不快和抑郁不平之气的寄托。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魏晋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同时又是知识分子自身使然。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忧患意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关心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而作为社会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分子，他们又普遍存在着能力的自信、才情的自豪和人格的自尊。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他们也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希望通过救济苍生、匡扶社稷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但现实和理想总是相距甚远，他们不只是在现实中徘徊、碰壁，魏晋时期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和权利斗争的尖锐、残酷使他们倍受压抑和打击，他们经常被无端卷进政治斗争中，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理想、价值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理想抱负不能自由施展，人生价值也得不到实现，甚至成为泡影。他们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失落、迷惘、痛苦、彷徨，其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于是，这些对自身生命尚且无从预卜的士子们不得不返回头来重新思考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新的探寻中不免有些偏激，但也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对个体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知识分子内圣的个体修养逐渐超越了外王的社会功业；无法自由驰骋社会理想的他们便以一种独有的姿态向他们想反抗又反抗不了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消极抗议，希望能够借此敲响统治者头上的警钟；他们又在这种自我陶醉和自我麻醉的放纵任情中向社会传达着他们的不满；他们以放逐自我来反抗强权政治的社会现实。这其中的悲苦、辛酸、无奈，又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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