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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1)学(2)

2014-02-09 01:40 思，拟郭璞似郭璞。”拟体诗是诗学辨体理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对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篇独立的文学史论文，在诗学辨体理论上的意义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揭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针对两汉文学观念中严重的道德伦理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性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浸淫，曹丕不仅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强调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即具有不依附历史事功等外在形态的独立的价值。同时，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是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展。他提出在文体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着各个文体类别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体裁规定性即“末异”，从文体形态的本质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的体裁特征是“丽”，强调了诗赋独立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之外的审美特征。

　　继曹丕之后，陆机首先揭示了不同文体的语体要求对文章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同体裁必然有不同的风格规范与要求，这种文体风格是在长期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后世的创作具有规范性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尤其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用“缘情绮靡”来概括，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不仅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加以区分，而且，“缘情绮靡”兼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缘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绮靡”是诗歌的语体风格，“绮靡”说是对汉儒“丽以则”的中和的诗学思想的扬弃，“缘情”说则是对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动摇。陆机的诗学辨体理论代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中国文体学史上最早的文体流变专著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久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该书二卷，与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相辅而成，后世摘出单行挚虞专从文体归类编集，并作《序论》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与创作规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的主要批评形态，对后世诗文评的发展具有范式的意义。方孝岳先生对挚虞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有高度评价：“挚虞可以说得后世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的利病，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学的正式祖范。”
　　
　　三、诗学风格论与《文心雕龙》的诗学辨体理论
　　
　　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体分类详尽与体例严密是《文心雕龙》诗学辨体批评的突出特征，童庆炳先生对此有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对古代文体分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一个纵深地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这就是说，刘勰在阐明各类文体特点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步骤与原则。所谓‘原始以表末’，是说推求各体的来源，叙述它的流变；所谓‘释名以章义’，是说解释各体的名称，显示它的意义；所谓‘选文以定篇’，是说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说明不同文体的特征；所谓‘敷理以举统’，是说要阐明各类文体写作的理论依据与规格要求。”
　　刘勰认为文体形态的规范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要求。创作者个人的气质禀赋影响到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在文体论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辨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诗人可以也应该在“有常之体”中求得“通变”，即继承前人文学传统与文体规范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从而能在广泛吸收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文体就在传承与新变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序志篇》中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简论。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语体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他认为是体裁所要求具备而且不能突破的语体，即不同文学体裁必须具有的不同的体制规范，《定势》篇通过对各种体裁相对应的语体风格的辨析来揭示其创作要求：“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也。”
　　不同的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体，作品文辞的风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达的内容的性质决定，如章表奏议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典雅语体，赋颂歌诗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清丽语体，符檄书移要求明断，史论序注则必须核要，箴铭碑诔的语体必须宏深，而连珠七辞则不妨巧艳。此外，刘勰又认为，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来选择适应自己主观人格的语体，这就是“晓变”，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保持文体的开放与发展的态势。刘勰的“昭体”与“晓变”并重的文学文体论，充满了辩证色彩，代表了我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新的高度。
　　在论述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后，刘勰在《体性篇》中还将众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八种类型，开拓了古代文学批评风格类型理论的先河。八种风格类型中，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典雅”，他认为章、表、赋、奏、议几种体裁的风格最近于典雅，他对与“典雅”相对的“新奇”特别不满，“新奇”的最大特点是摈古趋新，追求诡异奇巧。他在《定势》篇中严厉抨击当时宋、齐文学对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这种靠文字次序颠倒以为新，表达怪诞反常以为奇的作法，必然会导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质朴刚健的文风的凋丧，所以刘勰《通变篇》的时代文学风格流变便是一个每下愈况由典雅渐趋新奇的过程：“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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