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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梁代文坛三派原本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理论上的旗帜鲜明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上的“互通有无”。
事实上,梁代文坛三派之间并非有的论者推想的那样泾渭分明。从史料所载来看,萧统身边的不少人都与萧纲、萧绎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诗风亦出入两派之间。位列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的张缵、陆倕、张率、刘孝绰、王筠等人都有在萧纲、萧绎身边任职的经历,笔墨交往也不少。张率早年为东宫十学士之一,后追随萧纲,任云麾晋安王中记室等职,《梁书》本传谓“在府十年,恩礼甚笃” 20 。他去世后,昭明太子写信给萧纲,称“其人文笔弘雅……尤当伤怀也” 21 。除“弘雅”文风外,张率尚有4首诗入选《玉台新咏》,明刻又增补了3首。张缵亦名列东宫学士,与萧绎为“布衣之交” (《梁书·元帝纪》载) ,与萧纲的来往亦颇密切。萧纲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与之讨论文学,激愤地批评视文章为雕虫小技的扬雄、曹植“罪在不赦” 22 ;《赠张缵诗》则称赞其“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转” 23 ,正所谓英雄相惜。曾参与《文选》编辑工作深得昭明信任的刘孝绰与萧纲、萧绎的密切关系,詹福瑞先生《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24 一文已作了详细梳理,可参考。刘孝绰诗有“雍容”的一面,也有不少轻艳之作,入赵本《玉台新咏》8首,增补本又补录5首,数量还是可观的。裴子野及其同好与其他两派也多有瓜葛。《梁书·裴子野传》载,与子野“深相赏好”的除刘显、刘之遴等人外,还包括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据《南史》卷八《梁本纪》,萧绎所结的“布衣之交”中也包括了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流派归属各异的才秀。而梁武帝萧衍对各派文学思想的兼容并包态度及其创作上的不拘一端,则直接促成了梁代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多元发展 25 。总之增补萧统、裴子野入《玉台新咏》至少能够引发我们对其诗史价值的思考。
四
由于宋刻本的亡佚,明代刊刻对于《玉台新咏》的存世与传播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赵本历来被目以善本,增补本的价值却被忽略。前面通过文本分析初步认识了明刻增诗的价值,下面再从增补《玉台新咏》所反映的审美风尚这一角度作点探讨。
顾炎武《日知录》有“窃书”、“改书”等条目清算明代的空疏学风。在空疏的学术背景下,刊刻古籍,随意增删,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是明代刻本的普遍缺点 26 。这也是人们对增补本《玉台新咏》一直评价不高的重要原因。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跋玉台新咏》云:“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覆瓿。” 27 可谓抨击甚烈。毋庸讳言,以保持原貌这一标准来衡量增补本《玉台新咏》,这的确是它不容回避的缺陷。增补本的不严谨处至少有两点:其一,补录作品有些与原书问世时代不符。例如补录了徐陵、阴铿入陈、庾信入北后的诗作,据考有卷九徐陵《杂曲》(倾城得意已无俦)、阴铿《侯司空宅咏妓》、庾信《怨诗》(家住金陵县前)等。而以北齐诗人邢劭诗阑入梁集,也显得不伦不类(尽管从中可窥北人对南朝诗风的模仿,不无史料价值)。其二,有些作家作品的补录未曾顾及原书编者的本意,如萧统、裴子野等人诗的入选。这些粗疏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有混淆视听之弊。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增益行为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接受方式。补编者是以自己的眼光和思路来把握原书的内容及总体格调进而补选的。基于此再来回视增补本的价值,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清人屡以“空疏”、“随意”批评有明学风,但这种“随意”也每每使论者能够“各抒心得” 28 ,不拘陈说,这尤其符合文学的接受与欣赏规律。
明代接受《玉台新咏》有两个鲜明的出发点,一是从尊情的理念出发肯定其内容,一是以趋新求异的眼光把握其性质。
诗缘情虽是老生常谈,但在明代,尊情却有着与理学相对抗的意义。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是有明诗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以情作为诗歌的命脉是论者的共识。《玉台新咏》这样一部专收言情之作的总集,自然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对于《玉台新咏》言情性质的认识与肯定,集中于嘉靖以来刊刻本的序跋中,尤能见出中晚明士人对此书的青睐。明代评论《玉台新咏》不仅大胆背离了“陷于淫靡” 29 、“雅人庄士见之废卷” 30 等传统偏见,而且在宋本陈玉父《跋》肯定《玉台新咏》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
南宋陈玉父《跋》云:“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陈玉父确认诗歌以抒情为本质,并且援引《诗经》证之,以攀附经典的方法来抬高《玉台新咏》的地位,不失为增强说服力的一件法宝。然而陈玉父所言终归未能超越《诗大序》对“情”的限定,故又谓《玉台新咏》较之《诗经》,“发乎情则同,止乎礼义盖鲜矣,然其间仅和者亦一二焉”,颇能识得《玉台新咏》对传统的突过之处。明刻本所附序跋亦多首先确定诗歌抒情的文体特征,并远溯诗骚,评判思路与陈玉父如出一辙。如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方弘静《序》云:“夫诗缘情而作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间,故三百篇首《关雎》‘寤寐’、‘窈窕’,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知先王之泽,风化之本也。”与此相呼应,郑玄抚《跋》云:“诗本诸民情,始于风雅,大备于唐,自兹绮篇涛涌,奇迹星稠,夸古徇今,厥制琼矣。……若陵所录者,开踪汉魏,断锦梁尘,虽美韵未备夫《九歌》,清响尚遗乎《三百》。”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的序言对“情”的渲染至为浓烈:“盖闻诗本人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嗟呼!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遗此。此《三百篇》所为作也。……”沈氏评《玉台新咏》尊情的意识最为自觉,短短序文中两次征引晋王戎名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将情视为诗歌的命脉,并以此衡量诗歌的高下与选本的高下,指出“宋人以理学传之,而诗之脉遂绝”。又谓《文选》与《玉台新咏》选诗的区别即在“统之所选,大都以气格胜,窃狭其以选文之法选诗,而未竟乎诗之情也”。在沈氏看来,《玉台新咏》最可称赏的地方正在于“孝穆以情汇”,并认为情的介入是读懂《玉台新咏》的先决条件,“世有能解是集之不离乎情者,可以读是集矣”。
除了刻本序跋的竭力鼓吹,明代诗论家在对《玉台新咏》所收诗具体篇目的评点中,亦多贯彻尊情理念。如《古诗归》卷七钟惺对《玉台新咏》卷九所录曹植《妾薄命》的批语:“妮妮叙致,不尽情不已。”卷十四谭元春评《玉台新咏》卷八所录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云:“此情长留于天地之间,则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坠,则世界灵活。” 31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评《古诗十九首》(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新咏》)“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32 。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二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此诗不出百言而兼该比兴,辗转入情。” 33 袁宏道以情语批注《玉台新咏》,圈点的名句下多见诸如“可怜”、“凄然”、“情痴” 34 等批语。要之,《玉台新咏》在中晚明受到关注,与尊情的批评氛围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玉台新咏》作为文学新变理想的范本,求新自然是其所要标榜的重点所在,故名之曰“新咏”。对此明人亦能心领神会。赵本《玉台新咏》赵均《序》云:“昔昭明之撰《文选》,其所具录,采文而间一缘情。孝穆之撰《玉台新咏》,其所应令,咏新而专取精丽。”指出求新尚丽是《玉台新咏》有别于《文选》之处,堪为对《玉台新咏》性质的准确揣摩。徐陵原序即反复申明这一选本之新在于淡化文学的教化功能,而突出其娱乐消遣功能;强调读这本诗集,绝无“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般的沉重,只有如“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的闲适。这对于论诗喜谈“性灵”的中晚明士人而言,极易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之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玉台新咏》激赏不已。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所录其序,生动描绘了他初读《玉台新咏》的感受:“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竟至于“读复叫,叫复读,何能已已……肆笔批阅,遂尔达曙”。袁氏正是在一种“兴致萧疏”的心态下对此书随意展玩,或许最为契合徐陵所期待的阅读心态。故友人陶周望谓“孝穆有同调矣”。袁氏对《玉台新咏》颇多溢美之词,远未臻文学批评的至境,却率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接受态度。
清人关注《玉台新咏》不免羞羞答答,精研细考之后,又检讨自己“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 35 。明人却能够率真地表达他们对《玉台新咏》的痴迷。除了袁宏道的大力褒扬,冯舒忆及崇祯二年得见赵本,“欣同传璧”,六人合力抄写的情形亦十分传神:“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抄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 36 这与清人的冷静谨重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接受心态。因之明人能够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玉台新咏》,按照自己的理解于意犹未尽处进行增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对原书的再度创作。这在《玉台新咏》的接受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注 释
①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本。
②叶启发跋崇祯六年赵均刻《王台新咏》,又见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后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③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61页。
④《大唐新语》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42页。
⑤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本文同意沈玉成、兴膳宏等先生提出的中大通六年说。
⑥《全梁文》卷十一,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1页。
⑦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⑧⑨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第11页。《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康熙刻本。
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2页。
11曹道衡、沈玉成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2《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全梁文》卷二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4页。
13《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262页。
14《梁代文坛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5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全梁文》卷六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312页。
16《书〈玉台新咏〉后》,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17《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第443页。
18《全梁文》卷十一。
19罗宗强先生对此有详细的比较分析,参《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0页。
20《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第478页。
21《与晋安王纲令》,《全梁文》卷十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0页。
22《全梁文》卷十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10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3页。
24《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5详见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383页有关论述。
26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7《跋玉台新咏》,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3页。
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9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页。
30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页。
31《古诗归》,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32转引自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页。
33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4页。
34见《玉台新咏》天启二年袁宏道批注本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繁钦《定情诗》圈点诗句的批语。
35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序》。
36见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附录,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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