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林》与《世说新语》“捉刀”条考论(1)学(2)

第二，表现“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是作者的重要创作动机。

在具体创作中，作者一是由史实之关注曹操忌人形貌，转为聚焦于忌人形貌识鉴;二是让曹操以“捉刀”身份“侍坐”，显然对“英雄”忌人本质特征有过深刻思考。先来看作者为何由关注曹操忌人形貌，转为聚焦于忌人形貌识鉴。

众所周知，形貌特异被视为封建帝王神圣气质的重要标志。汉末三国时代，尤重形貌。帝王与各路诸侯，如刘备、孙坚、孙策、孙权、袁绍、刘表、陶谦、公孙瓒、马腾等，其容貌多有可表 12 ，独曹操有异于此。由于“形陋”，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也与正史的惯常表述不同，不提曹操的形貌。提到的，如《魏氏春秋》，就只好说:“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三国时代吴人所撰的《曹瞒传》则予以贬述: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深自佩小鞶囊，已盛手巾细物，时或冠 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侉巾帻，其轻易如此……

曹操与帝王的神圣形貌、气质不称，由此而有形貌自卑情结并疑忌形貌出众者，自然而然。《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正记载曹操疑忌崔琰形貌: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 崔琰以人臣而形貌特异出众，“甚有威重”、“朝士瞻望”，颇令“姿貌短小”的曹操自惭形秽。在《赐死崔琰令》中，曹操甚至还对崔琰的“虬须直指”耿耿于怀，即便“琰虽见刑”，仍感受到其“若有所瞋 ”的威胁。可见，像崔琰这样形貌出众而又道德高尚、性格耿直、能力超人者，曹操必然视为反对、阻碍他取得帝王之位的威胁。

但有一点同样可以肯定:借崔琰并不足以深刻表现曹操“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诚然，帝王“英雄”曹操无所不忌、无所不用其极忌人。但就其“英雄”忌人本质讲，则最疑忌其篡位的潜在竞争对手或潜在敌手。如《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曹操煮酒论英雄，评价“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先主方食，惊失箸”。胡三省指出:“备以操知其英雄，惧将图己，故惊失匕箸也。”再如《晋书·宣帝纪》记曹操查看司马懿的“狼顾相”，以及前引曹操忌杀周不疑，都是显例。而崔琰与这些人的情况有质的不同。他固有较大声望和政治影响力，但并无篡位实力（尤其是军权），其名声资本也多在以儒学与德行自守。故曹操对他可忌者多，却决不会视他为篡位的竞争对手。在曹操的思虑中，很难想象崔琰会与追求篡位沾上边。一句话，曹操与崔琰只是处于君王与诤臣关系模式中。

所以，《语林》虽关注崔、曹形貌反差对比，并由此生发曹操让崔琰相代的妙思，但偏离二人恩怨史实，虚构二人关系的正常化，体现的正是君王与诤臣非敌对关系的本质。故移花接木，将曹操疑忌崔琰形貌，改为不能容忍匈奴使者的形貌识鉴之能，正是作者借以凸显“英雄”忌人本质特征的匠心所在。作者借鉴风行于魏晋的人物识鉴、品藻理论，以传神笔触表现匈奴使者识不貌之貌的超人眼光 （关于这一点，第三部分将有详论） 。写曹操对如此异人，派人“追杀”犹恐为迟，故暗杀于半路。这就将“英雄”忌人话题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拓展、深化了人们对曹操“英雄”忌人本质特征的认识与思考。关于曹操以“捉刀”身份“侍坐”，若孤立来看，的确容易让人误读为游戏之笔。但一当发显曹操追杀匈奴使者所表现的“英雄”忌人本质特征，就能够明白，此乃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英雄”忌人的本质，说穿了，就是为了争夺和捍卫帝王之位，此乃曹操志业所在。在封建王权政治体制中，帝王之“坐”因其象征帝王之位，而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所谓“天下大宝曰位”，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谓“此坐可惜”，说法各异，关注焦点其实都在这里。“侍坐”即意味着捍卫帝王之位及其尊严。安排曹操亲为“捉刀”人，正有强调其虎视眈眈、亲自捍卫魏王之位的意味。其在暗处不动声色的观察，也可令人想象他随时、随处可以发现、监控所疑忌者。

第三，“捉刀”故事的基本结构关系，明显借鉴了承宫与“侍坐”原型故事。作者怎样借鉴承宫“原型”故事?

如前所论，曹、崔矛盾高潮，恰发生在曹操受封魏王、匈奴来朝前，的确可借以虚构“捉刀”故事结构。但仅凭此一巧合，是否足以引起作者的高度关注?能否构成今所见的“捉刀”故事关系?我们发现，曹操“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不愿以魏王身份亲自接见匈奴使者，而以崔琰相代的这一结构构想，明显是由承宫事迹巧妙嫁接改写的。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

承宫……名称闻于匈奴。单于遣使来贡，求见宫。诏敕宫自整顿，宫曰:“夷狄眩名，非识实也。闻臣虚称，故欲见臣。臣丑陋形寝，见必轻贱，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示之也］。”时以大鸿胪魏应示之。 13

二者的相似非常明显。司马彪生活在西晋时代，故可以肯定，《语林》作者受到承宫事迹的启发。他转嫁“丑陋形寝”的东汉名臣承宫事迹，给予同样容貌有碍观瞻的帝王“英雄”曹操;再由匈奴与曹操对敌，将曹操疑忌崔琰之貌转为疑忌匈奴使者形貌识鉴之能，以凸现曹操“英雄”忌人本质特征;改换“长大有威容者”魏应为同样相貌堂堂的崔琰，就使曹、崔关系在艺术虚构中实现正常化，曹操甚至可以让崔琰相代接见匈奴使者。

对曹操“捉刀”“侍坐”这一形象的建构，则是对“捉刀”“侍坐”“原型”故事的颠倒。

如前所论，帝王之“坐”高度象征帝王权力，故在通常情况下，“捉刀”“侍坐”之人，多由武力超人、对帝王忠心耿耿的心腹担任。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记载: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再如《山羊公载记》记载:

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则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

而《三国志·魏志·典韦传》，也记载了典韦与曹操的这种关系:

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

将此一故事看作作者塑造“捉刀”形象的“原型”出处，未始不可。但区别却是本质性的:君臣关系恰被颠倒。这种写法固然可与刘知几所谓表现“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沾点边，但主要还是要对曹操忌杀匈奴使者画龙点睛:“英雄”忌人所为何来?故曹操虎视眈眈、不惜亲自捍卫魏王之位!

综上，可以肯定地说，《语林》作者的确眼光敏锐、深邃，富于想象力与整合创造能力。他抓住曹操、崔琰与匈奴这一颇有创造空间的史实关系，并借鉴《续后汉书·承宫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等“原型”故事，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艺术虚构。如此高超的艺术虚构，就突破了历史真实的局限，赋予绝简短篇幅以令人惊异的丰富文化蕴涵，更为深刻、合理地揭示、反映了曹操“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也更为深刻、合理地反映了帝王与诤臣对帝王权力的不同态度。 三 不“貌”之“貌”与“容止”首条的重要价值

明袁褧《刻世说新语序》认为《世说》“采缉旧文”的特点是“采掇综叙”。《世说》采用《语林》“捉刀”条时，仅改动数字，基本保存原貌，说明此条是“采掇”而非“综叙”。但《世说》仅是偶然“采掇”作为“容止”首条，还是有其特殊的用意，对于以“采掇综叙”“旧文”而能具有自己鲜明叙事特色的《世说》而言，这尤其值得予以高度关注。

魏晋时代，品评、识鉴人物形貌风气大盛。相关著述颇多，还有刘劭《人物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世说》专立“容止”一门，正体现了对这一时代文化风气的深刻认知。但与刘劭最为推崇“圣人”形貌相比，《世说》更认同“圣贤”淡出、重视“英雄”的魏晋文化观念 14 。“容止”不记“圣人”容貌，而是采用先记载帝王“英雄”，再记载品评、赏鉴其他风流人物形貌的顺序。而在全部三十九条材料中，首条、也是唯一一条专门记载帝王“英雄”的，仍属曹操。这就需要思考:魏晋时代被目为“英雄”的帝王远非曹、刘两位，难道他们就不可以专条方式入选记载“容止”之“门”?如“容止”记载对桓温形貌的识鉴时，曾提到孙权、司马懿。二人也因形貌极有特色而获时人识鉴，却无专条事迹见收。如是以曹、刘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典型，刘备的特异形貌曾被时人大加渲染，为何也不见收?

“容止”对首篇的选择，实际触及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根据儒家正统思想，真命帝王必然具有天命、血统、德行等“圣人”特征，自然也禀有特异形貌，那么，无天命、血统、德行等可以依凭，而是“善”“恶”兼备，纯粹以其才智追逐帝王之位的“英雄”，其形貌是否也有其特殊表征?

对此，用来阐释“圣人”形貌的天命说显然无能为力。因为“英雄”可能相貌特异出众，也可能相反。如要合理解释形貌错位的“英雄”，强调内在精神就不失为一个重要角度。众所周知，在玄风大畅、精神解放的魏晋时代，相当流行借鉴注重内在精神、气质的玄理，品评、识鉴人物形貌。既然可以认同天命而强调平淡为美的圣人形貌 15;也就可发掘“英雄”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合理解释那些形貌错位的“英雄”。如刘劭《人物志·七缪》:“犹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是以张良体弱而精强，为众智之隽也;荆叔色平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 16 。《世说》正与刘劭同调。在表现“英雄”帝王的外在形貌时，他以独到眼光选择内在精神气质与其外在形貌矛盾冲突的材料，作“容止”的首条。这种选择眼光，就与前所详论之裴启的主要创作意图有很大区别了。因为，《语林》“捉刀”故事主要是聚焦于“英雄”疑忌形貌识鉴以至杀人;“容止”首条的内容蕴涵，不排除表现“英雄”疑忌形貌识鉴以至杀人，却显然主要是聚焦于人们对真假“英雄”形貌的认知上17 ，从而与其他三十八条所记风流人物形象的或土木形骸、龙章凤姿，或眸子精芒逼人，或耳、口、鼻、眉、手等的特异超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造成某种反讽性效果。站在《世说》“容止”全“门”立场来看，像曹操这样一位既可“治世”又可“乱世”、一人而已的“英雄”，甚至并不具有与其“英雄”本质足以相配的外在形象!曹操的“形陋”，连他本人都过意不去，而其内在的“英雄”相，要靠真正的“识”者方可辨认;崔琰虽“雅望非常”，“识”者仍可看穿他实非“英雄”。因为，曹操的内在精神全在“神明英发”——如此领袖气质必然反映在抬首举足中，而假代者则有地位转换的不适感与气质精神的差距。这是瞒不过高明如匈奴使者的识鉴巨眼的。可见，“英雄”并不一定仅凭外在形貌可予识鉴，那些“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所具有的“真”精神，完全可能超越形貌皮相。不“貌”之“貌”才是“容止”的最高境界!

因此，除了重视曹操作为“英雄”，其外在形象与其“英雄”内在特质不相符合的戏剧化特征，“容止”首条不但以反讽手段颠覆、解构了魏晋时代重视并热衷于识鉴风流人物外在形象的固有识鉴标准，更凸显了当以才智与内在精神作为评价“英雄”的真正标准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是深合“圣贤”淡出、“英雄”崇拜大盛的魏晋文化思潮的 18。

可见，《世说》“采掇”《语林》“捉刀”旧文，置于“容止”首条的显要位置，的确体现了“采掇综叙”“旧文”却具有自己独特风貌的鲜明叙事特色。《世说》虽然只是将《语林》“捉刀”条改了寥寥数字，但一当被选为“容止”首条，其意义蕴涵的侧重点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重在表现“英雄”忌人本质特征这一政治文化意蕴，后者重在表现怎样认识真“英雄”，不“貌”之“貌”才是容貌的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观念。比较《世说》与《语林》“捉刀”故事的意义生成，能够发现:《世说》对《语林》“捉刀”条的选择眼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由“英雄”崇拜转为文化审美这种魏晋文化思潮变化的深刻把握、认知 19 。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暗惑》:“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但刘孝标引用材料，往往撮举概括，故刘知几所见当为刘孝标引述《语林》原文大意，《太平御览》所引才是《语林》全文。详参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606页;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湾正文书局2000年版，第551页。

②见卢弼《三国志集解》所引诸家说解，第35页;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5页;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06页。

④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引程炎震说，第605页。

⑤按陈寿说当有为崔琰开脱意味。至于裴松之注引《魏略》记崔琰信被人裹作灯笼纸，故为他人诬陷，几近儿戏，似不可信。

⑥卢弼《三国志集解》，第349页。

⑦卢弼《三国志集解》，第350页。

⑧关于崔琰政治上的作为，学界研究较多，也相当深入，故不赘述。

⑨如秦穆、楚庄、重耳之相感相扶，刘备与诸葛孔明君臣相欢有如鱼水，唐太宗李世民之深结君臣情谊，鲍叔之深识管仲，萧何之月下追韩信等，多与“英雄”相惜义近。

⑩在先秦时代，君主忌害贤能的例子也俯拾即是。如刘向《新序》记赵简子欲专天下，而图谋杀害妨害自己成功的犊犨、铎鸣、孔子。至于同道之间，庞涓迫害孙膑，李斯谗杀韩非，也堪称千古之忌。

11《世说新语》记载了大量“英雄”忌人事迹。王敦之忌晋明，桓温之忌简文，即是显例。

12参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三国志·孙坚传》裴注引《吴书》、《三国志·孙策传》、《典论》、《三国志·袁绍传》、《三国志·刘表传》、《吴书》记陶谦条、《三国志·公孙瓒传》、《三国志·马腾传》裴注引《典略》等。

13参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373页。

14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前三篇的相关论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刘劭《人物志》强调“圣人”形貌具备中和之质，平淡无味，“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察其聪明”。

16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鉴》亦有精详论述，可参看。

17虽然《假谲》首四条所记曹操事迹，多非正面内容，但根据《世说》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纲的体例原则，此正为下卷当记内容。“容止”作为中卷之第一门，其首条绝不可能以贬斥内容为主。此亦可佐证“容止”首条与《语林》“捉刀”条意义侧重点不同。

18 19 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前三篇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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