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辞赋创作(1)学毕业论文网(2)

三 “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

魏晋玄学思潮激荡下的言意之辨，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其影响不可轻忽。

首先，从创作上看，由于言意之辨的玄学成果的激发，辞赋创作上促成一种性道题材的累积，尤其在唐代，热心搬用玄学话题的赋家颇有人在。在两晋时期，直接以言意关系为主旨的赋篇于存世文献中实不多见，而更易见的是吟赏以“得意”为生活方式的作品。例如阮籍《清思赋》开篇引出的一段玄理是:“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者;音之可闻，非声之善者。”阐发的是老子“大音希声”之旨。同时他并不取消主体对“色之美”与“声之善”的真知:“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仍可以睹窈窕而淑清。”赋中用大段篇幅描写出的“岂觉察而明真，予诚云梦其如兹”的遭遇美人的情感体验，是对“达意”人生过程的一种形象 33 。再如孙楚《笑赋》所设“度俗公子”的人生态度是“总万物之细故，心仿佛乎巢由，以得意为至乐，不拘恋乎凡流”，以表明“笑”的源泉所自 37 。谢灵运《山居赋序》提出“意实言表而书不尽”，并把这种言意观内化为“遗迹索意，托之有赏”的人生观 35。以上都可以说是偏于从道家思想取义的。这时期也有从儒家传统出发而间接证实言可达意的作品，如束皙《读书赋》，此赋所设耽道先生的“呼吸清虚”等神态虽有道家味，但他相信儒家诗书的教化之力，以为“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 36，以此确定读书明理的价值。南朝人虽有涉及言意观的作品，然而玄理思辨的色彩似已淡漠，如梁简文帝的《舌赋》等人事之题，篇中设奚兹先生对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贵，三寸著名，故微言传乎往记，妙说表乎丹青。……然后浮伪可息，淳风不朽” 37。从本题出发，已认可言能尽意，担心的只是所达是否为诚意的问题。

到了唐代，“课虚责有”、“得意忘言”、“无声乐”、麈尾、竹如意等玄学话题或引发玄学联想的物品，成为赋篇主题的资源之一，且由于提供科举试赋命题的不时之需等原因，往往出现同题共作的兴盛现象。如《竹如意赋》今存苏子华与陆龟蒙各一篇，都以“简素轻易适手便人”为韵。苏子华赋竹如意的灵通在于“启嘉论之要端，导指纵之弘度”，唯意所之，嘉论可弘;而这种畅言尽意的效果，在于“唯此物之闲素，通达人之深义”，“闲素”的品质也提示了认知主体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性。相比而言，陆龟蒙的同题赋作一意描写竹如意“指事明意，此焉攸寄”，“愿如君言以靡极”38，似乎缺乏借玄意触发的体物的深度。

不可否认，唐代赋家对玄学话题的搬用，在整体上已不具有思想开拓的意义。但尽管如此，某些局部的再体认仍然是颇为生动的。例如对陆机《文赋》论文学创造的快乐在于“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李善给予了富于本体论意味的注释:“《春秋说题辞》曰:‘虚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39这里虽只是注出典据，但意在说明陆机的创作论受到道家有生于无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否构成过度阐释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正如张少康《文赋集释》所指出的，陆机原意就“强调文学作品的产生是从无到有，并且有含意深远，味之无穷的特点”。有趣的是，《集释》还举到唐末黄滔的《课虚责有赋》来作旁证:“虚者无形以设，有者触类而呈。奚课彼以责此，使从幽而入明。寂虑澄神，世外之筌蹄既历;垂华布藻，人间之景象旋盈。昔者陆机赋乎文旨，推含毫伫思之道，得散朴成形之理。虽群言互发，则归于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锁在渺茫之外。” 40 由此可见，黄滔对《文赋》创作论得力于玄学之处领会极深，道家讲“散朴为器”，陆机讲“课虚责有”，尽管“群言互发”反映的是语言把客观化作为本质，显示了人造的文学之境，但还应以“归于造化之中”的神妙自然之品为最高。

其二，从辞赋体性特征的反省来看，言意之辨的玄学成果也带来了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对赋体如何在“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间得以兼包互摄的思考。陆机《文赋》所论当然不限于赋，不过赋体的大量创作积累应该是其文学反思的重要对象。在论述文学构思外化为文辞体式时，陆机曰:“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不难感到，“期穷形而尽相”之功最为赋家所擅长，并且“夸目者尚奢”、“言穷者无隘”之例也最易在赋体推出代表。作为对这种“尚辞”、“尚奢”倾向的反省，陆机提出关键在“辞达而理举”，并明确要求不以“冗长”为贵。这一主张所具有的时代新义，应与玄学的言意观相呼应而给予评价。王弼就反省道:“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淫;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尽管其批判性主要落实在汉代经学的繁杂，但汉代儒学体系下的大赋创作也难逃其咎41。陆机的“辞达理举”之义在文论上所具有的思路，是与魏晋玄学开辟出来的尚清、尚简的趣味相呼应的。

刘勰在其融贯周密的文论体系中，对玄学言意观精华的吸收就更为内在化了。关于辞赋的文体特征，刘勰定义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以说是一种擅长于语言或文采表现的体裁，对此刘勰更表述为:“抑滞必扬，言旷无隘。” （《文心雕龙·诠赋》） “言旷无隘”的提法源自上引陆机所分析的“言穷者无隘”，指穷尽言辞而无迫隘。“抑滞必扬”的提法可以在《文心雕龙·夸饰》中得到互证:“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信可以发蕴而飞滞……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旷而不溢，奢而无玷。”所谓“发蕴而飞滞”，类似“抑滞必扬”，指通过修辞手段而充分传旨达意。就赋体尤其是大赋而言，夸饰是其典型手法之一。刘勰对这种“壮辞”的语言效果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语言效用的限度，仍需做到“夸而有节”、“旷而不溢”。这种文学策略是以辩证的的言意观为其底蕴的，即“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的结合。无论是什么文学体裁，都会碰到刘勰在《明诗》中所曰“诗有恒裁，思无定检”一类的问题，作家除了遵循一定的规制体式而发挥言可尽意的一切潜力，还要意识到言不尽意的妙用。刘勰在《神思》中就提到:“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那么，真能做到“旷而不溢”，避免滥用文辞，其理论上的根据就包括承认寄意言外的自由，这也是文学的“隐秀”原理之所在 （《隐秀》） 。总之，刘勰一方面重视畅言的文学效果，另一方面也注意它的限度，并仍从意识或神思自由的角度着眼，提倡“入兴贵闲”、“析辞尚简”的趣味 （《物色》） 。在这里也取得了对陆机“无取乎冗长”之论的发展42。

言意之辨曾在文艺领域发生广泛影响。从与辞赋创作的交涉看，言意之辨的渗透力有其一定的表现，略加总结，也有助于从一个方面体察中古思想史与文学史关涉的情形。

注释

①陈元龙辑《历代赋汇》卷六八。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②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44页。

③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④蜂屋邦夫《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指出:《庄子·外物》筌蹄之旨“视言意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认为达到目的之后手段就毫无用处，并不像王弼的见解一样具有诡辩性”。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

⑤参汤用彤《言意之辨》，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217页。

⑥《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50页。

⑦《周易，系辞下》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王弼集校释》第565页。

⑧此亦本于《周易·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王弼集校释》第557页。

⑨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41页。

⑩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98页。

11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195页。

12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论玄学与古代散文创作（包括赋）时有所论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1页。

13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4《大隐山人稿序》，载《湖广通志》卷一○二，《四库全书》本。

15对庾敳答词，王世贞评曰:“此是遁辞，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文章妙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29页。

16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指出:“庾敳之说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7《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谓“乃作《意赋》以寄怀”。《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29页。

18关于玄学“体用如一”之说，参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19《老子》八章，《王弼集校释》第20页。

20《庄子·庚桑楚》曰:“以死为反。”郭象注曰:“还融液也。”《庄子集释》第803页。

21欧阳建《言尽意论》借雷同君子之口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艺文类聚》卷一九）可见时论所尚。

22《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第633页。

23蜂屋邦夫指出:“王弼的见解中，对语言整体有不信任之处，更进一步地探讨其原因，可以知道是因为引起人们不相信的儒经权威日趋低落，以及汉代的章句学过于繁杂、极端的缘故。”《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第244页。

24《王弼集校释》第624页。

25《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29页。

26《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第256页。

27《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理学·佛学·玄学》第320页。

28参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63页。

29当时何晏、钟会等主“圣人无情”论，其学说“尚未脱汉代之宇宙论”（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

30王弼视性情为体用关系，而非相对关系。参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1996年版，第635页。

31李贽评曰:“庾公聪明。”《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30页。

32此乃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评庾 《客咨》之语。

33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35页。

34《艺文类聚》卷一九。

35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36《艺文类聚》卷五五。

37《艺文类聚》卷一七。

38《历代赋汇》卷八七。

39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40张少康《文赋集释》第98—99页。

41《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第633页。

42魏晋以来这方面的与赋相涉的理论，以陆机与刘勰最具代表性，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论断:“以陆机之《文赋》与刘勰之《文心雕龙》最能体现魏晋南北朝之思想特点也。”（《理学·佛学·玄学》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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