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文人诗因何“淡乎寡味”(1)学毕业论文(2)

三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混为一谈来加以观照和研究，其实正如思想上的不同一样，东晋的文学观和西晋、南朝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大体上来讲，东晋人士对于《文赋》中的“伫中区以玄览”、“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是赞同的，而且着重点在于其“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因为他们比西晋人士进一步努力于把握生命、造化，以求通乎自然。而对于“颐情志于典坟”、“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则不甚感兴趣。因为这些古人之糟粕，对于追求“得意忘言”、“意在言外”来说，只能是寻常之语言，于自然之道的体验有所隔，有所蔽。同样，他们对于“情以物兴”、“感物吟志”的理论也是赞同的。比如《世说新语·言语》载:“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明。’”“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表现出感受生命和鉴赏自然以至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高超悟性。而对于“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则表现得不屑一顾。他们既不象“诗人什篇”，“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那样去“为情而造文”，也不象“辞人赋颂”，“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那样去“为文而造情” ⑩ 。然而东晋人士的作品不但没有达到“吟咏情性”的“自然英旨”，反而使人感到他们有所“拘忌”，“伤其”文学作品的“真美”11 。在他们笔下，文章并不如他们所推崇和实践的那样，应是发抒怀抱的自然产物，而带有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倾向。这和东晋人士对于文学的理解大有关联。

东晋人士对于文学的认识，史籍记载十分稀少，但就留存的零星记载也可推出一些梗概。《世说新语·文学》载:“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他所谓的妙绝时人的诗是什么样的诗呢?刘孝标之注引《续晋阳秋》曰:“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右，李充（原作“过江，佛理”，据余嘉锡《笺疏》本改）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由此可见，许询被当时推崇为妙绝时人的诗作，就是背离《诗》《骚》特征的以老庄玄胜之谈再加上三世之词为内容的作品，并且作为当时的文宗为众人所效法。《世说新语·赏誉》还云:“……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 故未易多有许。’”说明被简文所赞许的襟怀之咏，即是所谈之理。许询有集八卷。现存只有三首残诗，其中《农里诗》:“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即是谈理之诗。如果参以江淹“其文体”的《杂体诗三十首》中的《许征君询自序》，再联系孙绰《答许询诗》，就可以看出大多同样是“洒落”、“绝尘网”、“恬蒙园”、“韵灵旨清”，体现理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样的诗才叫好诗，才符合玄胜之谈的标准。关于东晋人士的这个观念，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序》很有代表性。其中说:“省赠法诗，经通妙远，亹亹清绮。虽云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一作志）妙玄解，神无不畅。夫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吾想茂得之形容，虽栖守殊途，标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尽美。亦各言其志也。”其“经通妙远，亹亹清绮”和简文所论之标准是一回事，“言不尽意”也是当时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沿用了《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的原话，却并不是如《诗大序》一样把这“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视为二而一的东西，从而突出诗歌的特征，而是将其引申为“意迹之所寄”。意迹，思考也。全句之意即是思考之结果的表现。重点在于“志妙玄解，神无不畅”，目标在于“冥达玄通”。其所言的志，很自然的会成为“虽栖守殊途”但“标寄玄同”以理为特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就是这样。康僧渊之诗云:“真朴运既判，万象森已形。精灵感冥会，变化靡不经。波浪生死徒，弥纶始无名。舍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绝可欲，反宗归无生。达观均有无，蝉蜕豁朗明。逍遥众妙津，栖凝于玄冥。大慈顺变通，化育曷常停。幽闲自有所，岂与菩萨并。摩诘风微指，权遒多所成。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正是地地道道言理的玄言诗。张君祖的《咏怀诗》也是如此。当然现在存留的东晋诗，也有咏物、山水的，但是当时诗坛上占主流的、大家努力去写的却是这样的诗。《世说新语·文学篇》共104条。第66条后大多是谈作文作诗。而在此以前则全是记录清谈故事。编者将作文作诗编在清谈之后共为一篇，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写诗写文和清谈是一回事。

四

不过，有意去表现已知的理，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然之道;努力于写理就会理胜其辞，酷不入情。东晋人士的创作既违背了自己的思想宗旨，又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人生和抒情的核心质素。是以当时固然蔚为风尚，但时过境迁，其淡乎寡味、单调浮浅就为人们所不满，难以玩味和欣赏。盛极一时的玄言诗终于日渐消亡。东晋文坛在后人的眼里不能不一片萧瑟荒凉。毛先舒《诗辨坻》卷二就云:“袁彦伯月下咏史，获知镇西。牛渚风流，一时胜赏。今读其作，调平思钝，率晋人常调耳。”尽管如此，这种诗却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摆脱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模式。虽然这些玄味十足的诗也是反映的自我，但却是从整体把握的、鸟瞰的角度写出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感悟，描绘出一种人生的境界。比较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局限于一事一时之感受的抒情和叙事的诗歌，更富于文人化、贵族化。

第二，和前一点相联系，这种诗要求作者开阔思路，放宽眼界，以表现天地自然之充足媒介的气概来思索，来创作。于是拉开了与具体化的社会的距离，也就有了深厚感、迷蒙感、淡泊感，耐人咀嚼和深思。

第三，这种诗的创作来自于“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式的思维方式。是高一级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概括，也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非智者不能理解，非有高度修养者不能道。既增强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又符合文人的要求和特长。

第四，这种诗还是“文以载道”和“文以寄兴”的结合体。这在于:如果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讲，孔子所言“思无邪”就无法成立。因为正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所说，动于中的情“其正少，其邪多”。如若按儒者“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来讲，既要持之，即非是真性情、真自然。而真正能做到既是言志又思无邪的只有玄言诗。因为它是对于人生、宇宙、社会认真思考后的高度概 括，有一定的哲理性，既不同于一时一事之所感，和低级的世俗的观念更是毫不相关。它也是在载道，只不过不一定是儒家的道罢了。于是相比较而言，这一类诗显得更加典雅化。

因此，每当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们在痛定思痛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寻找出路，思想上求得解脱之际，理的需求大大增加甚至超过辞与情的时候，这种诗就会在文人当中流行并得到极高的评价。这与后人从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评判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然而，时过境迁，这类诗也就成为某种观点或理论之图解，逐渐失去其魅力，为读者所漠视。东晋的玄言诗即是突出的代表。这些诗既内容单薄又境界雷同，既无正始之托喻又少西晋之丽辞，自然使人有淡而无味的感觉。这种情况在东晋末安帝义熙年间发生了改变。东晋士族和朝廷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丧失了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已经失掉独立性的士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又走上西晋文学的道路。而真正回归到自然的现实生活中的陶渊明，以其不再是超现实的抽象现实，而是超现实观念下的现实的作品，完成对东晋文人诗的超越。

注释

①如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称之为“清谈诗”，朱自清在《日常生活的诗》中称之为“玄言诗”。清谈与玄言同义。

②如王羲之《杂帖》中论诸葛亮、《晋书》卷八十四桓玄论四皓、《晋书》卷七十五王坦之论公谦之义。

③④《晋书》卷三十九、六十六、七十七、四十三。

⑤《世说新语·言语》。

⑥《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⑦《世说新语·伤逝、任诞》。

⑧如《晋书》卷七十五云:王承“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卷七十七又云殷浩:“尤尚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

⑨《晋书》卷三十五、《世说新语·文学》。

10《文心雕龙·明诗、物色、神思、诠赋、情采》。

11并见《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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