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怎样一部书(1)学毕业论文

作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几部经典之一，《道德经》（又称《老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长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这部书问世的春秋战国之交起，一直到现在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它有过数以千计的注释者。除了最著名的河上公、王弼之外，竟然也可以发现好几位皇帝的名字：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宗等；由于唐朝的皇帝自认是该书作者老子的后裔，它还有过被当作“红宝书”收藏并阅读的时代；这部书也有着不同的面孔，既是哲学的宝典，又是宗教的圣典；它是被翻译成外国文字种类最多的中文书籍；甚至在二十世纪的出土文献中，它现身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从敦煌卷子、马王堆帛书到郭店竹简，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其主旨和精神何在？以下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君人南面之术

　　“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应该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们走的路，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

　　首先从读书开始。我们面对一本书，从哪里读起，怎么读？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好比遇到一个人，怎么去了解他并做出一个判断？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和说法，就我自己有限的读书心得来说，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我这里借用的是那里边的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这话原本是说修身的，但确实可以引申到读书上面来。很多人读书，小的地方看得很认真，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如果因此忘了大的方面，就有了“逐万物而不反”的偏差。孔子读书，是很看重大处着眼的，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先立了读《诗》的大者。有此境界，读《诗》才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道德经》来说，它的大者是什么呢？从不同的角度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王弼说是“崇本息末”，河上公说是“自然长生”，这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还是比较同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

　　这里最重要的断语是“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子在道家学派中拥有的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比较合乎实际的情形。众所周知，从《庄子》到《史记》，都说老子具有周王室史官的身份。如果考察《老子》一书，其中对天道的重视和推崇，对历史及礼制的熟悉和了解，辨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都体现出史官身份的特点。杨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经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学术的差异。老子继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点，所以全书中都充满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则罕言天道，尽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说正是这一基本的事实。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学术的大宗，知识的渊薮。其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利用有关天道和历史的知识，充当天子或者侯王的顾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史官活跃在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和思想舞台，如伯阳父、史伯、内史叔兴、史墨等，与天子或者侯王大夫们进行对话。这些正是老子的先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问题，显示出该书的主要关怀，即在于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统治百姓，管理好国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万乘之君”等字样，都表现着作者的兴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如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宫殿，都是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主南面而坐，臣子北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统治术或者统治方法之义。对统治术的探讨，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领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书·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对话铺陈出“九畴”，提出天子统治国家的九项基本原则。老子之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之极，大凡有关“君道”“主术”的探讨都属于此类。

　　但《道德经》有它的特别之处，一是全书均围绕此立说，“言有宗，事有君”，对《老子》而言，其言之宗、事之君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不像很多书只是把这当作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很多帝王喜欢它的主要理由。二是其所谓术有道作为支撑，因此呈现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道术是古代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道偏重于指一个比较普遍而抽象的原则，术则是具体的技术和方法。道术一体使得《道德经》所说的统治术不只是处理君主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和宇宙法则即道和天道联系了起来。这使得老子的思考始终不局限于人的范围之内，而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交集，使其学术呈现一种天人之学的特点。三是提出了颇有特色的统治方法，这个方法以无为和自然为核心观念，很明确地与儒家仁义教化的理论相对立。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教化理论和道家的自然学说交互为用，对立互补，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来阅读的《道德经》与作为其他任何什么东西譬如宗教或者哲学的《道德经》很显然是不同的。也许我们不必过分地关注道到底是本原还是本体，也不必执著于那些千篇一律的分析框架，像宇宙论或者本体论、认识论以及辩证法或者相对主义等等。我们应该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们走的路，指导着他们如何面对百姓、世界，特别是他们自己。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我们不必把某些词汇（道、德、心、虚、无、有等）概念化或者神秘化，它们的意义其实非常具体，而且并不难于理解。这正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的主要意图。

　　柔弱的意义

　　全部的《道德经》五千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柔”字的解说。柔弱指的并非某种实力，而是一种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以节制权力为核心的无为和自然的理论。这是“柔道”在统治术中的明确体现。

　　如果说老子所述主要的是君人南面之术，那么构成这个“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核心总是简单的，但和深刻并不矛盾。历史上很多人用很简单的字样来概括一个人或者一本书的思想，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甚至只用一个字——《不二篇》提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都是很恰如其分的评说。因此，老子之道其实就可以用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个体育项目——柔道来概括。全部的《道德经》五千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柔”字的解说。

　　据说老子有一个老师叫常枞，他教老子的方式正是《道德经》一直强调的所谓“不言之教”。常枞只是张开他的嘴巴，人们看到的是已经稀疏的牙齿和依旧灵活的舌头。于是老子从中领悟到了“舌柔常存，齿坚易折”的道理。这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但《道德经》所讲的与此并无二致。先看一下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的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的枯槁。老子从中看到的是：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不放弃刚强呢？七十三章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这更像是对常识的颠覆。当我们都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的时候，从老子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冷笑和嘲讽的目光。确实，很多勇敢的人在勇敢中死去，就像是庄子描绘过的那个“怒其臂以当车辙”的螳螂。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能说它不勇敢吗？但留给世界的也许只是一个笑料，或者一个成语——“匹夫之勇”。勇敢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美德，它必须和智慧结合起来。这让我想起《中庸》里面曾经提到“三达德”，所谓的“知、仁、勇”。它们排列的顺序是很有意义的，“知”应该是最重要的，没有“知”的仁或许是愚人之仁，没有“知”的勇就只能是匹夫之勇。所以有时候“勇于不敢”比勇敢要好得多。从这样的思考，老子提出了他的三宝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这是生活的三件法宝。慈是宽容和忍让，俭是节制和收敛，不敢为天下先是居后和不争。很清楚，这里体现的都是柔弱而非刚强的姿态。在这里，我们对柔弱可以有些更多的了解，它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慈的结果是勇，俭的结果是广，不敢为天下先，反而可以成为器长。《道德经》对这一点是再三致意的，有很多文字表达的是类似的想法，诸如第七章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二十二章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的“是以圣人于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译文：因此，圣人要领导民众，必须用言语对民众表示谦下；要想成为民众的表率，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所以圣人居于高位而民众不感到重负，居于前面而民众不感到利益受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的“术”的一面。

　　但柔弱不只是“术”，它同时也是道。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译文：道的运动变化是循环往复的，道的作用渺小而无形。天下万物是从“有”中产生的，而“有”却来自于“无”。）老子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隐秘的规则，那就是相反相成，有无相生。变化的过程往往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曲线。如果你问一个数学老师，两点之间什么线最短，他一定会告诉你是直线。同样的问题提给老子，答案就会相反。通向“有”的最好方式并不是“有”，而是“无”，有生于无，这就是“反者道之动”。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弱者道之用”就成为必然。道是柔弱的，正是借助于这种柔弱，才能够保持其万物之宗的地位。

　　在老子这里，我们必须了解，柔弱指的并非某种实力，而是一种态度。这部书首先是写给侯王们看的，他们当然是强者，也是当然的强者。对于强者而言，柔弱的态度更像是示弱，而不是真正的软弱。柔弱是强者的德行，而那些原本就很弱的人，也许他们应该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强一些。这里顺势就可以进入到《道德经》的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译文：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安于柔雌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沟溪。甘愿做天下的沟溪，永恒的道德就不会离失，即可回复到像婴儿一样单纯的状态。）雌雄原本只是表示动物性别的词，道家却常常用来指称刚强和柔弱两种态度。老子理想的圣人该是知雄守雌的，他知道自己有坚强的实力，但却抱守着柔弱的态度。这种“雌雄同体”的人是难以战胜的，因为在对手有可能战胜自己之前，他们先战胜了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柔弱乃是自我控制的艺术。五十六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里所挫的并不是别人的锐气，而是自己的锋芒；所和的也不是别人的光耀，而是自己的精彩。根据老子的理解，锐气和锋芒正是造成冲突导致灭亡的原因，因此和光同尘也许是不错的选择。这就意味着自我的控制，控制自己的欲望、权力等等。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的任务被看作是认识你自己。老子同样把自知视为比知人更要紧的智慧。但是自知是不能够脱离开知人的，知人才能够知道自我是有界限的，并给了解自己提供一面镜子。自知的本质在于给自己确实地划下一个界限，它的结果也就是知足或者知止。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战胜。重要的不在于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战胜别人只代表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战胜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强者。因此，强者和逞强完全是两个世界，真正的强者恰恰是通过示弱才得以呈现和实现。

　　我自己阅读《道德经》，最喜欢的四个字是“光而不耀”。光代表着光芒、成功、权力、才干、美丽等等，相当于前面提到过的“知其雄”的雄。有光的人总是有些耀眼，但要注意别太耀眼。过于耀眼，刺的别人挣不开眼睛，就容易引起反弹，反过来伤害自己。这是一个矛盾，但能够处理好矛盾才是智慧的标志。这个标志在老子这里就体现为自我节制，《道德经》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自我节制程度和其智慧程度是成正比的。有才的人不必炫耀他的才，他应知道，有才本身已经是罪恶，因为他显得别人不是那么的有才。如果他还恃才傲物的话，就是罪上加罪了。前一种罪是天作孽，后一种罪却是自作孽。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权力、财富等的拥有者都应有如此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以节制权力为核心的无为和自然的理论。这是“柔道”在统治术中的明确体现。

　清冷的智慧

　　《道德经》整体的感觉是清冷。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无为和自然可以互相定义，但他们的主语刚好相反。无为是对君主的要求，自然则是在君主无为的前提之下百姓所获得的生存状态。君主无为，百姓才能自然。“道法自然”这句话，其实说的是道并不主宰万物，而是效法其自然。

　　阅读道家的著作，会有和阅读儒家著作非常不同的感觉。如果拿温度来做一个比喻的话，读儒家书的感觉，套用一句歌词，就是“读你的感觉像春天”，有时候甚至像夏天，很温暖或者热烈。儒家确实也很喜欢“温”这个字，《论语》中就出现很多次，譬如“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色思温”等。这种气质上的温当然是其仁民爱物之心的体现。但读道家的书如《道德经》，整体的感觉却是清冷，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窖。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有些人看来可能是阴险和狡诈。譬如我们熟悉的三十六章：

《道德经》明刊本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个世界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法则，它不会因为你的心情或者别人的愿望而改变。老子发现的法则是物极必反，即“反者道之动”。因此，无中可以生有，处后反而可以居先，无私可以成就私。这个法则的运用，于自己是示弱，用来对付别人，则是助其逞强。强到极处，走下坡路甚至崩溃就是无法避免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这个法则，即便偶然发现了也并不能够有效应用。这需要孤独和虚静的经验。十六章的话是这样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译文：极力使心灵做到虚静澄明，努力使心灵坚持清净无为。万物蓬勃生长，我就可以凭借虚静的本性看出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纷纭纭，但最终各自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就叫做虚静，虚静就叫做复归本性。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懂得了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明智。不懂得万物变化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致虚守静，即让自己的心灵达到虚静的状态，这乃是知常及了解客观法则的前提。不知道这是不是得自于老子曾经作为史官的工作经验，但一定是很符合老子的形象的。如果我们要给老子画一个像的话，那该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孤独的智者，而不是一个被鲜花簇拥着的仁者。《道德经》二十章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离，以及孤独和清醒。他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热闹，在热闹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也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你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市场，有时候你真的感到无所适从。当全部的生命一直都向外追逐的时候，情形比这好不了许多。所以需要隔离，隔离产生智慧。当老子选择放弃王官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士的时候，他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隔离。这种隔离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诸葛亮所说，产生致远的效果。以上所说都还只是个清冷的形象，我们更关注的该是清冷的思想。儒家的核心是仁爱，而道家对此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论语》《孟子》一直在呼唤着“仁义”的君子和推己及人的“德政”与“仁政”，但《道德经》却展开着另外一个思想空间。初看之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译文：天地无所谓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把万物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圣人无所谓偏爱，对百姓一视同仁，把百姓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什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译文：社会政治秩序荒废了，就有了对仁义的提倡；聪明智巧出现了，就有了严重的伪诈行为。亲人间出现了纠纷，就有了对孝慈的提倡；国家陷于混乱不堪，才出现忠臣的品格。），或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惊世骇俗的字眼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为什么要否定和拒绝看起来很美好和神圣的仁和义？爱和教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三十八章，这也是《老子》下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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