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1)学毕(2)

与马融时代前后相接的东观著作还有窦章、刘珍、刘騊駼、刘陶、孔僖、许慎等。窦章字伯向。少好学，长于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后汉书·窦融传》附窦章传:“永初（107—113）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由此而知，窦章入东观在安帝末年。李贤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其著作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刘珍（?—126）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二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文苑传》:刘珍“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弊鹘ㄎ湟牙疵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是刘珍之入东观亦在安帝永初中，与窦章不相前后。《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集部著录:“后汉《刘珍集》二卷，录一卷。”刘騊駼的生卒年不详，刘复之子，擅长于文章。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奔按有制酵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庇肿栽旄场⑺獭⑹椤⒙鄯菜钠。”亦在安帝时期入东观。《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校书郎《刘駣集》十卷，梁二卷，录一卷。”《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刘陶、伏无忌等人的生平传记资料比较少。灵帝时太学生刘陶数次上书言事，但与此刘陶似非一人。此处刘陶疑系刘騊駼之误。《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有伏无忌注释《古今注》八卷。此外，蔡伦亦曾在东观监典雠校之事。《后汉书·宦者传》:“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孔僖校书东观在章帝时，见《后汉书·儒林传》 ⑨ 。许慎入直东观见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先帝诏侍中骑尉贾逵修理旧文，……以父故大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张震泽《许慎年谱》定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⑩ 。

东汉中期的东观著作中，黄香是比较重要的文学家。他字文彊，江夏安陆人。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案千乘王刘伉，建初四年（79）封。《后汉书·文苑传》载:黄香“所著赋、笺、书、令凡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魏都太守《黄香集》二卷，亡。”而张衡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少善属文，游三辅，因入洛阳。《后汉书·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参与天文改历工作，见《后汉书·律历志》:“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   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上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侍中施延、博士黄广、太子舍人李泓、太尉刘恺、尚书令陈忠等人均参与其议。亦在安帝时入东观。《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类著录《灵宪》一卷。五行类著录《黄帝飞鸟历》一卷。集部著录:“后汉河间《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与张衡同时代的东观著作还有刘毅，光武帝兄刘霸孙，敬王刘睦之子。初封平望侯。和帝永元（89—104）坐事夺爵。安帝元初元年（114）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为刘珍、马融称美，拜为议郎。由此有名朝廷，为邓太后诏入东观。

（三）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

东汉后期，主要是指汉桓帝（147—167）至汉灵帝（168—189）时期。这个时期，虽然社会变乱加剧，但是，文化事业却格外兴旺，图书激增。因此，在东观之外，另建鸿都储藏图书。当然，国家藏书中心依然还是在东观，中心人物就是蔡邕。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后汉书·蔡邕传》:“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其入东观的时间在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2），同年改元熹平元年，当时蔡邕四十岁。蔡邕在东观校订史籍，前后六年，基本完成了其重要著作《汉记·十意》。此外，与蔡邕同时的卢植在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人。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博通古今之学，不守章句。建宁（168—171）中征为博士。熹平四年（175）拜九江太守。又曾为庐江太守。《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玻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据此而知，卢植入东观时在灵帝末年。

与蔡邕同时代的还有杨彪、韩说、李尤、李胜、高彪等。杨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其为东观著作当在灵帝年间。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其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方术传》。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以文章显著。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李胜与李尤同郡，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颇器重他。《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并见《后汉书·文苑传》。

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崔瑗之子。《后汉书·崔寔传》附传:“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   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知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隋书·经籍志》子部农家类著录《四民月令》，法家类著录《正论》，集部著录:“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此外，还有邓甫德、延笃、朱穆、边韶等人也曾入直东观。邓甫德“永寿（155—158）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期 11 。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少从颍川堂谿典研习《左氏传》，旬日能讽诵，堂谿典深相敬重。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据《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是其入东观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战国策论》一卷。集部:“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人。初举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论》以讽时俗。又作《绝交论》名重一时。《后汉书》本传未载其著作东观的时间，但是根据延笃传记可以确定其入东观亦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初年。《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亡。”综上所述，可以注意到东观著作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跨度来说，东观著作始于明帝，终于灵帝。明帝永平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刘騊駼，章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黄香和班固，安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马融、刘珍、张衡等，桓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边韶、崔寔、朱穆等，灵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蔡邕等。由此可见，东观著作几乎贯穿于东汉始终，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执掌东汉文坛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东观著作的身世多属高门，入直东观是其晋身之初阶。《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陶上疏陈事曰:“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从这段话来看，东观与高门可以划一等号。

第三，东观著作多博通经史。《论衡·别通篇》:“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何谓通人?《超奇篇》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但是，经学与史学之间相比，东观著作显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们不能称为纯儒，多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职官八》也记载:“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所以《史通·核才》说:“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 伫 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即便是郑玄的老师马融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与其说是经学家，毋宁说是重要的文学家 12 。而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反之亦然。据《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东观著作多有著作流传，已见前征引，此不赘述。

三 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及其“实录无隐”的创作倾向

如前所述，东观著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修史，特别是本朝的历史。可以说，修史是东观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大致看来，东观著作的修史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班彪、班固父子为中心，马融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诚如《通典·职官八》所说:“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后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撰《光武本纪》及诸传记。又以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班彪之撰著《汉书》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当时，班彪三十四岁，东归洛阳，为司隶茂才，拜徐令。称病免归，开始了《汉书》的撰著工作。《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云云。案袁宏《后汉纪》:“建武十二年九月，窦融与五郡太守诣京师。”陈汉章《马班作史年岁考》:“班彪以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十四岁，自河西入朝。以三十年甲寅五十二岁卒官，成史记后传数十篇。”（ 《缀学堂初稿》卷二 ）所谓“好事者”，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13

建武三十年，班彪死。这一年，班固二十三岁，归乡里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努力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汉书·班彪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本传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则班固受诏作书当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汉书》本传称其“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汉章帝刘騊 建初七年（82），班固五十一岁时，《汉书》才大体完成。汉和帝刘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杀，时年六十一岁。这年六月，班昭受诏续作《汉书》八表。《后汉书·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第二时期以马融为中心，张衡、蔡邕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校书。《通典·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又刘珍与校书郎刘騊駼、马融校定东观五经、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定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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