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2)

　　众所周知，我国在唐朝初期出现了封建最鼎盛的贞观之治，然而到了晚唐，诚如每一个封建王朝更替一样，后唐近百年期间，藩镇、宦官以及朋党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再加上当时水灾、旱灾、饥荒等灾害，百姓朝不保夕；还有，当时外患不断，极度黑暗，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以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由是，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自此时直至以后的百余年间北宋建朝，整个华夏大地始终处于战乱之中。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生存都存在问题，哪里会有闲情逸致欣赏歌舞呢?只是到了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措施，经过多年整肃，才使得北宋王朝出现后唐以来少有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产生更高的生活追求，而柳永则正逢其时。

　　词又为曲子词，本为秦楼楚馆宴前的娱宾遣兴之作。北宋时期，汴京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空前的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就非常形象地描写当时的情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此外，宋太祖鼓励大臣优游享乐：“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年。”于是追逐歌舞，浅斟低唱之风迅速弥漫整个社会。这时候，官僚、士大夫们需要歌舞以佐清欢，广大市民的娱乐需要也不断扩大。于是出现酒楼食肆醉舞酣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局面。北宋时期这种玩世享乐之风，便是柳词赖以生存的环境，柳词正是在歌舞升平的人文环境中孕育滋长出来的，他创制的词多为筵席间合乐应歌之作。

　　北宋时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对词存有偏见，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如黄庭坚和晁端礼把自己的词集分别称作《山谷琴趣外篇》、《闲斋琴趣》。宋人魏泰记录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对话便反映了宋人这一心态：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日：“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日：“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这种心态导致士大夫文人“偶尔作词”或“诗词间作”。而柳永坚持自己的文艺创作道路，成为当时唯一的专业填词人。这些士大夫文人绝大多数是贵族词人，他们是贵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独树一帜，高举庶族文化的旗帜，成为庶族文化的领军人物。

　　慢词是当时最流行的歌词，也是当时的市井新声。作慢词数量的多少，就决定了词人在流行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时期慢词数量最多的作家。我们不妨把与柳永(987—1053)同时代词人的词作作比较：张先(990—1078)有词164首，其中慢词17首，晏殊(991—1055)有词137首，其中慢词3首，欧阳修(1007—1072)有词241首，其中慢词13首，而柳永有词213首，其中慢词125首。口永慢词的广泛，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词论家吴世昌曾这样评价柳永：“敦煌词和《尊前集》中，已间有慢词。《尊前集》有晚唐钟辐的《卜算子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表明‘慢’的调名。至柳永《乐章集》，其新腔则大都是慢词，这种进展自然反映了乐曲创作的重点的转移。”柳词之所以深受市民喜爱，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慢词的“新”。

　　其次是取决于柳永天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柳永少时聪颖，谙识音律，擅为歌词。杨口《古今词话》有证：当时有无名氏《眉峰碧》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误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