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3)

　　此外，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永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试落第，后屡试屡败，落拓京师，及遍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都市，期间，柳永的家人因柳永的坏名声而中断柳永的供给。柳永为了生计和仕途，与妓女、乐工为友，为他们撰写歌词，赚点润笔费。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进士。柳永曾经做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因政绩一般，一直不得升迁。还有，柳词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消费口味。由于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井中，即使为官后，也体察民情，为民请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识，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清楚。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在传统的范畴内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强烈要求有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能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们的世俗情味的理想。

　　他书写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声。柳词的视野范围铺及各个层面，并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来表达市民关注和喜爱的生活情调，柳词的语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细密而妥溜”。

　　这样的词，歌妓喜欢唱，听众也听得明白，自然柳词也流行了。可见，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也就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为这样，柳词变得大红大紫也就成为必然!概而言之，时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刨造了时代，柳词在中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柳迷”。

　　“柳永热”现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通俗文学与传统高雅文学分庭抗礼，标志着词的发展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两宋歌坛的文化沙龙上。不少贵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坛上争一席之位，亦纷纷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将视野投向社会，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时期的苏轼、王安石等文人师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词人同样深受柳永创作风格的影响，词作表现出关注老百姓的命运，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弃疾的《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表达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刘克庄《玉楼春》：“男)渴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体现词人对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视及强烈的忧国伤时的情感。柳词不但对后世词人产生影响，而且对通俗文学，如诸宫调的产生、剧曲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时代，杂剧没有唱词，而柳永之后的宋杂剧就有唱词，之后金院本、南戏继承并发扬之，至元杂剧就达到异常成熟的阶段。而明清时代的主流文学戏曲和小说，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传统的诗歌，尽管当时流派众多，但无法抢占通俗文学的势头，诗歌最终成为点缀那个时代主流文学的绿叶。

　　综观北宋词坛的现象，在宋庶文化的大气候的影响下，传统的高雅文学逐渐嬗变为通俗文学，崇尚通俗文学成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通俗文学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高雅文学也因此受到冷落。北宋末年的陈师道对此感到无奈：“(余)词自不减秦七、黄九，而乡妓无欲余之词者。”(附雅词如此被冷落，真是可悲啊!宋人为何不喜爱雅词呢?黄升和沈义父对此作出解释。黄升认为：“刘伯宠，武夷之文士，尤工于乐府，而鲜传于世。下字造语，精深华妙，惟识者能知之。”

　　沈义父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 (由此观之，士大夫文人所作的雅词，讲求音律，用词精妙，是可“读”之诗。其实，绝大多数听众不可能是饱读诗书之人，可“读”之诗往往艰涩难懂。在秦楼楚馆中，那些可“读”之诗，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不愿意听，也听不懂。演唱者为了取悦客人，增加“票房”收入，也不愿意唱那些可“读”之诗。柳词之所以风靡全国，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是他的词作具有通俗性、可读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也是他主动适应文化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结果。

　　总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转型的特定下，走平化创作道路，重视吸收民间的，不断开拓文化市场，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作者。北宋词坛并不是一支独秀，那些专营雅词者，其词作也在传唱。不过，与柳词相比，相距甚远。“柳永热”的出现，是的转型和市民文化消费意识的转变的必然产物，它将封建的贵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转移到红红火火的民间，引领他们走进民间，关注民间的民情体悟民间的风情，歌唱民问的真情。正因为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参与，才使词摆脱“诗余”的从属地位，并成为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这种变化，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元曲和杂剧的繁荣和发展开启了先河。柳永在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