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文化史与民间文化学毕业论文(5)
2014-07-28 01:14
导读：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笔者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
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成文的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也就是说，民间文化、精神和历史的彻底呈现，有待于一个准确地把握了其与民间的文化距离的知识分子，因为，要把握一个对象，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首先要与此对象拉开距离，一个事物只有被“陌生化”了，才能被注意并进而诱使人们去了解。
由“文字中心主义”和“知识分子中心主义”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世界的隔阂。普遍存在于一切发达的文明中，但在中国尤烈。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而且更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西洋文字是记音文字，文字直接就是文字的写照，文字与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即僧侣，为了维护《圣经》的神圣性和知识分子的特权，故意使用与平民语言不可通约的拉丁文，则应另当别论），而汉文（文章）
却非汉语（话语）的直接记录，汉文写作从一开始起（甲骨卜辞），就遵循着与说话绝然不同的修辞和语法规范，并与语言的全民性不同，一直为极少数巫史知识分子所独占，因此，说汉文写作是汉语的书面语并不准确，它们实际上是两套不可通约的符号系统。这种“文言二元性”（文章与话语的歧异性）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横置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成为知识分子维护其权力和清高的天然屏障，逾数千年而未变，直到五四才被填平。这一现象导致了一系列为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沟通的困难，使下层民间文化与上层精化各走着不同的道路，各有着不同的历史，各有着不同的外观和内涵，这一点，是治中国文化史所首须知者。唯明乎此，才不至于以偏该全，然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却表面人们对此尚缺乏清醒的意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
知识分子对民间世界的蒙昧又与知识分子数千年的“学统”一脉相承，是“文字中心主义”的直接后果。这一蒙昧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古典的“道统”的香火已缥缈难续，但古典的“学统”却薪火长传，在固守“文字中心主义”的治学上，今古知识分子相去不远。这一点，通过对比当代中西方人文学科的教学和方法就可略见一斑。西方大学人文科系重视田野工作，因而文化
人类学在西方大学里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仍主要是经典教学，文、史、哲诸科仍主要是“考据、义理加辞章”之学，是由两汉经学到嘉乾朴学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至于田野工作，则是可有可无、偶或一用的辅助方法。考古学是例外，正由于它是才从西方引进的全新的学科，因而就不受古老学统的，将田野工作置于学科的首位，而与传统的金石文物之学全然不同，因此，考古学才成为现代中国人文诸学科中发展势头最健的学科，但也正是由于其“例外”，考古学与其他人文之间的融会贯通就一直是一个，这个问题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由中西方人文科学治学方法的不同，就导致了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在其中国文化论著中所用方法和所选择的课题的不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近年来已多有译介，这些著作往往选取一个有限的文化区域，对其文化渊源、演变和播迁作具体而微的调查、，不独倚重经籍资料，而更看重实地采访考查，而中国学者的文化史著作，却多得是纵观古今、经纬天地的宏论，大而化之，却也笼而统之，其所凭借的资料只是被先辈们倒弄了无数遍了的经籍记载，轻田野工作而唯重经典考据，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流而至于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我们就生活于中国大地上，却又似乎离它很远，以至于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化研究“出口转内销”的尴尬局面，诸如敦煌学、西夏学、纳西东巴学和藏学等等，不都是在人家已领尽风流之后，才让国人大梦方觉的吗？当外人正在我们的山川乡野中到处发掘的时候，我们自己却仍一心从古纸堆中钻研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