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古雅说”直面“政治文学”学毕业论(2)
2014-07-31 01:00
导读：由于对小说等文学样式的作品仅作为政治工具看待,要求其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斗争,所以人们只重视它们的思想内容,而忽视其艺术特性。那些以报人身份
由于对小说等文学样式的作品仅作为政治工具看待,要求其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斗争,所以人们只重视它们的思想内容,而忽视其艺术特性。那些以报人身份从事小说创作的韩子云、孙玉声、李伯元、吴趼人等纷纷接受梁启超的思想,转而创作暴露官场黑暗、抨击时弊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政治活动家中除了梁启超外,陈天华、秋瑾、罗普(岭南羽衣女士) 、张肇桐、颐锁、张春帆等,连学者出身的蔡元培也转变了对小说创作不甚在意的态度,亲自创作政治影射小说《新年梦》。当时学者中颇讲究艺术特点的陶曾佑在1907 年写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对小说的作用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也,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②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有这么多人参与写小说而议论小说艺术特色的却凤毛麟角。“1902 年小说界革命伊始,梁启超就在《新小说》创刊号上连载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此为契机,政治小说异军突起,创作政治小说一时成为,因此1902 年被称为政治小说年。”③由于特定的背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开了粗制滥造、教化高于一切的先河。小说界的“政治化”影响到
诗歌、散文等领域直至影响了整个文坛,并流弊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到文化大革命达到巅峰。“五四以来的学者及作家都对晚清小说形式的粗糙与腐化颇为不屑。奇怪的是,他们却对晚清理论之夸张小说(文学) 、启蒙,与国家之间的必然关系采取相当谅解的态度。事实上,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本与晚清看似创新、实则陈旧的理论所差无几。现成的例子如陈独秀夸张的‘普罗大众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文学’的宣言;胡适文学‘革命化’的主张;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诉求;以及鲁迅自称放弃医学是因为文学才能救中国人的灵魂。这些理论暗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道德指令强加于文学。这些五四精神的大师不但重复了传统批评论述强加于文学的道德使命,并在刻意夸大中重现了颓废的晚清精神。”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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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反映在人文社会中的核心之一就是以“人”的价值扫荡传统封建文化。王国维是那个年代少数几个能站在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上,考察中国文化的学者。王国维在1905 年发表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就批驳了文学是政治工具的论调:“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 “如果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认为文学家与政治家各有独立的价值,是天下最神圣最无可替代的,否则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使他们都想兼为政治家,从而导致忽略或贬低自身的美学价值。他感叹,这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原因。同年他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又观近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术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904 年到1911 年,王国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引进康德叔本华等的“崇高”、“游戏”、“距离说”,企图以此强调文学特殊的功能和它的独立价值。他在《文学小言》的最后一段中激烈地抨击时弊:“今 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所谓“ 文学”就是功利文学,就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文学。他认为那是死亡的文学。1904 年他提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认为文学家创造精神财富,能传世,他们的精神力量影响历史深远,对此政治家却做不到。而从中国的现状看,似更需要文学家。这些话粗看不够周全,然而,放在那个“小说救国”,人人皆把文学当政治武器,人人都想当政治家的年代,他指向明确,拗正时弊的思想显得相当超前。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针对梁启超的“政治文学”提出《桃花扇》和《红楼梦》孰优孰劣的议论。他认为人的一生一直是处在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冲突导致人的追求,追求便带来了痛苦。文学就是描写这种人生的精神历程。《桃花扇》有“故国之思”,蕴含政治色彩,在悲剧意义上远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他推崇歌德的《浮士德》和中国的《红楼梦》,它们都最为精切地描写苦痛和解脱,由于它们道出了人生苦痛和解脱的“真谛”,达到了文学反映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他在国内第一个引进“悲剧说”, ⑤提倡以审美的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并以此寻找解脱之道。用西方的悲剧观否定“政治文学”的工具观。“在明确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之后,王国维与周氏兄弟认清了‘文学救国论’等打着西方的旗子,却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色彩,实际上阻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⑥有学者指出,如果要颂赞梁启超,与其称道其引进外来观念,倒不如说他把传统的文艺载道论及利用论包装成西方与日本的进口货,因而使他们获得重生。相反的,王国维之所以值得重视,倒不是因为他坚守旧的中国小说传统,而是因为他运用西方理论阅读中国经典,从而为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加了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层面。⑦写《红楼梦评论》的第二年,1905 年,王国维进入四读康德的最后一读,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纯艺术观特别对康德的非功利思想在接受的同时有自己的思考,在“明确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后敏锐发现我国文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