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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古雅说”直面“政治文学”学毕业论

2014-07-31 01:00 王国维1907 年写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是他历年康德美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康德美学的介绍,而且建树了他自己的理论学说,开始了王国维在其美学理论体系中至为重要的关于本原的探讨。王国维之所以在1907 年探讨艺术本原问题,其直接动因是不满于当时充斥文坛的“文学”。
康有为、梁启超在倡导政治革命时,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宣传鼓舞方面的作用,所以他们同时想用文学革命来推动政治革命。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公开亮出小说能“改造国民”、“改造”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社会的积极认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小说创作热潮。梁启超的思想来自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海的书店里,无意间了解到,市民购买书籍以小说为最。他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印刷业的突破,小说的作用将日益凸现。他又得知当年日本搞“明治维新”也是利用小说宣传新思想并取得了成功。1897 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认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康有为的小说教化民众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严复、夏曾佑等都纷纷鼓吹小说的救国救民的作用。当时域外小说的引进也冲击了传统的鄙视小说的旧观念。而晚明以来,直到清朝中叶以后文学,特别是小说本身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也迎合了改革小说的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文化环境的形成和也与小说改革有关。都市文化心理和市民价值观念的形成,文化商品市场的拓展和印刷技术的突破等因素都促使小说在和形式上的根本变化。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前往日本的军舰上他读到了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大开眼界,认为找到了可以效仿的范本。到日本后就在横滨创办《清议报》,特意开辟“政治小说栏”,连载他翻译的《佳人奇遇》,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式推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几年的摸索,中国的维新派认识到要推动社会的改良,就要借助小说的社会作用,要对小说进行改革。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列为文学之最上乘。他认为中国的腐败是由于小说的腐败,中国自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到民间的妖巫狐鬼的思想都来自于小说。他感叹“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大圣鸿哲数万育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访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他强调小说的作用,已经到了将之与政治读物列为一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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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种将小说由经世致用推向极端的文学观,有其深刻的文学发展和文化背景。中国封建文化固有的思想和传统强调社会、中央集权以及社会思想,至于个体以及个体的社会作用常被有意无意忽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生思想阐述和个性张扬则是相对很晚的事情。由于封建的残酷统治对人们言行自由的限制,由于科举八股对我国文、史、科发展的窒息,又受清朝文字狱的影响,人们转而重视了文学。西学东渐,新思想的引进,更增强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们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要求通过文学作品用虚构、影射等手法表现出来,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很少有其它渠道。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形成的不正常的文学使人们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人们将散文与政论;文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文学作品与政治读物混为一谈。以至于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出了超乎寻常的评价。梁启超打着小说革命的旗号,亮出政治小说的招牌。社会意识产生对文学创作的“误读”,于是那个年代像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站在改革前列的热血青年纷纷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喊醒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胡适在美国也弃农从文。随后,那些先行者鲁迅等从“呐喊”到“彷徨”的反思也反证了当时的“误读”。
小说界的革命,象一股旋风,不但在理论上有像夏曾佑、狄平子、王无生、陶曾佑、徐念慈等从社会政治角度肯定小说的社会地位;同时在创作和翻译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前后十几年竟有近2000 部小说问世①。1906 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中对新小说创作的繁盛景象作过精彩的概括:“吾感乎饮冰子(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艺术创作达到如此状况,着实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