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与隡义德的《东方学》学毕业论文(3)
2014-08-09 02:23
导读：萨氏进一步认为，这种心态深入西方民心，形成一种「东方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东方成为西方因界定自己而所作出的一种相对的想象、形象、观念、人
萨氏进一步认为，这种心态深入西方民心，形成一种「东方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东方成为西方因界定自己而所作出的一种相对的想象、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的符号，东方学就是这种符号的结晶。东方学以东方与西方两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对东方的观点作出权威的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统治、殖民等方式来处理。它确立了价值标准，与之奉为真理的某些观念，与其所形成、传递和再生传统、感知和判断无法区分。东方学不断重申和强化这一观点：「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8实际上，与东方学有关的表述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一不平等之教条中。萨氏在书中不断强调，这种东方学其实是一种思想方式和体制，因为「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一想象视野（vision）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19。因此，东方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的东方，是被支配的客体，它是为西方而存在的存在。「除了政治上的主人／奴隶关系外，还有甚么别的东西能……极好地描述那种东方化了的东方？」20因此，东方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而是西方获得力量和自我身份的他者。「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的真理而加以接下来。」21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权力、支配和霸权的关系，归根到柢，这源于东方诸国不敌西方列强而成为奴隶的结果。
萨氏进一步追查东方话语是怎样形成的，他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知识份子（包括东方学家、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旅行创作家等共同塑造了一个东方的形象）推动、重复及传播东方话语，并成为西方的叙事意识。萨氏认为知识份子应为主－奴关系的建立负上道德之责，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当中的建设，并成为西方的代言人。如果知识分子辩称这是纯粹学术上研究，萨氏视之为天真的想法，因为「这些过程并非一种纯粹的精神操练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竞赛，……简而言之，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因此决不是一种纯学术随想。」22萨氏考察了不少东方学者，发现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东方学话语的支配来看待东方，例如，语言学家ErnestRenan最后就认为闪米特人（Semites）是「人类劣根性之渊薮」23。知识份子很多时忽视或否认了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一员，而这一身份很多时令他站在强国的立场看待事物（萨氏称这种情况为隐伏的东方学）。总之，「学术研究领域……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24根本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客观性。东方学是西方与东西战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主人建构其身份和改变奴隶人生的态度、信念及生活方式的思想工具，知识份子尤其是东方学家参与了这种建构，难怪乎萨氏有这样的批评：「东方学的局限……乃伴随弃除、抽离、剥光其他文化、民族或地区的人性这一做法而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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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奴隶的被殖民国对其主人即宗主国不无反抗，也不甘心永远作奴隶。萨氏指出，作为奴隶的东方人总是被表现为一个被奴役的对象及在西方内部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局外人，「从西方对东方进行思考的一开始，有件事是东方一直无法做到的，那就是表述自己。」26他们总是得不被承认「存在」的满足，于是他们的怨恨和恶意的嫉妒累积起来，起来反抗主子，赢回自己失去的人性、自由及存在的价值。于是被统治的东方力图寻回失去的自我身份，不愿成为他者身份的客体，结果是：在六十年代后，大部份的殖民地意识到自身臣服于欧洲民族的处境（一种奴隶的醒觉）27，于是它们强调民族的个性，动员反抗西方的斗争力量，借着示威、游行、暴力打击、报复等行动，它们终于争回属于它们的土地，摆脱了宗主国给予它们的枷锁，重新收回命名的权力，重写经典，重新占有文化和自我表现的，等等。正如萨氏所说：「解放和启蒙的叙述动员了人民奋起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28萨氏接着指出，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便出现下一浪的斗争，就是由女权主义者发起的对不公平现象如纳妾制、一夫多妻制、阶级不平等等的斗争29，旨在除掉许多殖民统治时仍然存在的态度，如对应于宗主国统治的父权统治，对应于被殖民者统治的妇女被欺压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