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循环：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文(2)
2014-08-12 01:07
导读：本文将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类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超越的循环，即：前现
本文将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类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超越的循环，即：前现代性的基督教被现代性所超越，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超越，但是，后现代性的非稳定性注定要被一种相对固定的价值体系所超越，并且，这种能够超越后现代性的文化类型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被凭空创造出来；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经过数百年的改良和完善、现在西方社会仍有深远广泛的基督教，将为这种新的文化类型提供价值体系的核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返回前现代的文化类型，基督教对未来新的文化类型所起的作用不是唯一的、独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在多元的、合作的、交往的文化活动之间，发挥其所特有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下面围绕这些论题展开一些必要的说明。
二、超越前基督教的现代世俗理性文化
“现代”这一概念来自拉丁文modernus，出现于公元5世纪末基督教取得支配地位之时，当时的基督徒使用这一术语宣告基督教的新纪元。不料，在经历了“千年王国”之后，当人们重新使用“现代”这一概念时，却赋予它批判、甚至摒弃基督教的含意。
按
世界史通行说法，“现代”开始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然而，现在的思想史者却倾向于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文化的真正开端和确定标志。这是因为启蒙学者公开地、全面地展开了对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批判，把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和17世纪的理性主义彻底、全面地世俗化，从而突现出与中世纪（或前现代）神圣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征，宣告了一个文化新纪元——现代文化的开始。我们认为，世俗文化和神圣文化的对立，是区别现代性和前现代基督教的基本标准。令人在研究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纲领时，常以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为其根本特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又是不充分的，因为若不把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世俗化，则必不能辨别出现代性的独特之处。现代性的世俗化的进程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二、（一）自我意识代替神圣主体
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性的根本特性，比如，布鲁门伯（H.Blumenberg）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是“自我认证”，哈贝马斯（J.Habermas）把“主体性”置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核心。实际上，“主体”的概念并非现代所独有，毋宁说，现代主体是对基督教主体的一种变革性的转换。被誉为近代（即的modern）哲学之父的笛卡儿（Descartes）以“我思故我在”（Cogitio,ergosum）为哲学第一原则，奠定了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但我们应该知道，《圣经》里有一句与之相对应的话，即，耶和华的宣称：“我是我所是”（Egosumquisum）（出埃及记3章14节）。现在的《圣经》中译本将这句话译作“我是自有永有”，或“我是自有者”，这里被译作“有”的Sum是拉丁文“是”动词esse的第一人称形式，而esse又来自希腊哲学的一个最重要概念toov。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希腊哲学又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从早期教父开始的神学家都以“我是我所是”为最高原则，把万物的存在（ens）和本质(essentia)都归诸上帝的“我是”。基督教神学阐明的上帝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神圣主体形象，而个人主体的存在、本质和价值，只是神圣主体的馀晖在人的肉身上的折射，这也是基督教“光照”（illumination）之说的意义所在。
笛卡儿却把神圣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关系颠倒过来，“我思故我在”不是上帝的宣言，而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个人无可置疑的“阿基米德点”；再者“我在”或“我是”的本质在于“我思”（Cogitio）或“自我意识”。认识论的个人主体，取代上帝的神圣主体，成了哲学的第一原则，上帝主体的存在需要依靠“我思”的明晰性来证明，笛卡儿据此修正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证明”。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毋庸赘言，哲学主体观的转变蕴含着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变革。首先，引起本体论和世界观的转变，对“存在”（即sum所指示的esse）意义的不同理解，导致物质和精神二元论实体观的建立，研究物质实体的与神学相分离。最后，研究精神的心理科学也获得独立地位。其次，引起了价值体系的转变，个人的自我意识成为评判和建构万物的标准与基石，个人的、理性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人道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古老格言在现代哲学家那里转化为“自我是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