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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循环：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文(4)

2014-08-12 01:07
三、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游戏精神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前缀Post的意思是“超越”。为什幺要超越现代性呢？在那些方面超越现代性呢？对这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难怪，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十分无杂的文化思潮，由形形色色的观点构成。没有统一的目的、方法和结论。我们只能联系上述现代性的特征来谈后现代性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产生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的社会弊端。现代理性主义并没有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或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反，20世纪的“理性王国”发生了一系列瞩目惊心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核子战争威胁、自然环境的破坏、国际间贫富差距扩大、各国内部社会不公正现象蔓延等等。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二次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和各种激进的批判思潮汇合为“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对抗现代主流文化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社会抗议活动中达到高潮；另一次就是当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它明确地把启蒙运动的纲领作为现代性的样板加以批判。现代性的主体性、理性和科学主义都成了被批判的目标。
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哲学的认识主体归结为人本的作者，然后以反作者中心论为由，得出“作者已经消亡”的结论，并由取消主体性走向反人本主义。福柯（M.Foucauld）说，大写的“人”是18世纪的产物，现代意义上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不过是海边沙滩上的画象，是可以抹去的。福柯把人比作秋景里凋零的树叶。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批判目标是现代理性主义。德里达（J.Derrida）把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logos中心主义（希腊文logos兼有言谈和理性之意），即用二者之对立的范畴概括一切现象，然后以其中一组范畴为中心，把另一组范畴边缘化。中心范畴总与“理性”和“言说”有关，以此证明理性高于情感、言说高于写作、哲学高于文学，成为文化的核心。德里达反logos中心主义的策略是，在合理地认定文本中心意思的地方显示文字的“分延”（差异与推延），在人们确定有结构的地方进行解构，在哲学论证本质与统一之处显示多元与流动。
后现代主义企图超越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楷模的现代文化。李欧塔（F.Loytard）说，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的胜利，它所借助的是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黑格尔主义这两个“民族的神话”。他区分了“叙事”与“科学”两种言谈方式。现代性的特征是把叙事聚敛为科学，成为科学的附庸，后现代性的特征是科学分散为叙事，科学主义依赖的宏大叙事将被分散的叙事和创造性的语言游戏所代替。
在上面引用的几个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激烈的抨击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理性和科学主义，但却不触动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世俗化。相反，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终极价值，文化成了无根底的世俗场里的游戏。德里达明白地宣布，解构主义的写作要“无条件地颠覆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存在论”。在后现代的世界里，上帝被顺理成章地消解了，岂但如此，连“上帝死了”也要被彻底遗忘，不再提问上帝，也就取消了神学。如果说，现代文化是在与神圣文化对立的条件下展开世俗化过程的，后现代主义则要求遗忘这种对立，世俗文化成为没有对立面的唯一游戏方式。
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稳定的文化形态，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满足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未能提供成熟的、富有建设性的体系和价值体系。正如美国评伦家伯恩斯坦（R.Bernstein）指出：“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我们认为，后现代的文化游戏不仅是可以超越的，而且是必须超越的，否则人类的文明的正面价值将会丧失。通过非理性主义来排拒现代理性主义，不过是理性的自杀，非但不能医治现代性的痼疾，而且无异于饮鸠止渴。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已在“后现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终极”一文中表达（详见《哲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