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学毕业论文(8)
2014-08-13 01:05
导读：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汉语思维还是现代汉语思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是语言让我们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尽管古代汉语言说出来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汉语思维还是现代汉语思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是语言让我们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尽管古代汉语言说出来的世界与现代汉语言说成的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其精神内核上却有着众所周知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内在深刻勾连，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在那无比纯粹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们一边破着四旧一边却又立着一个最古旧的“皇帝”。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冰心一边倡扬着现代性话语一边又采取着“士”的立场。而且这个“士”不是可以随便效仿不是什么人想“士”就能“士”得起来的，其间掺杂有冰心的身份身价地位影响以及声望：“士”的好处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士”的时代，还有着个说不说由我用不用由你的自由。否则，你怎么模仿怎么效法难说就是效颦效尤只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精神残废的文人嘴脸——科举之后的所有文人就是如此，时至今日的文人们一样如此：你没有说的自由，而且你是否被用也一样没有自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语义环境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种种官场权力话语的又恨又痛而又彻骨的爱，恐怕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明明远离着权力中心呢，但打死他也不肯往民间里挪半步，因此在民间是肯定形不成任何的解构力量的，如果不拉帮结派形成新的话语权力，要那民间干什么？尽管在精神上可能也会有着要求某种狂欢的欲望，但这种精神狂欢最好还是戴着旧体制的镣铐跳舞还必须得在旧的体制内部实行，要不怎么狂欢得起来而且有必要狂欢吗？这种中国式的精神“狂欢”似乎就是纷纷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或者彼此兴奋地传送着一些算不上特别下流的“黄段子”。我想，这当是时下特别时髦着的被称作“解构”的立场了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显然，我们应该特别清醒的是，有着什么样的语言制度，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也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便是我们传统上的“士”们的言说、“文人”们的言说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制度，然后形成的结构性语言规定了我们只能如此不能那样，因为语言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的感觉、思维以及言说。之后随着语义的增殖、语义环境的繁殖、话语手段的变换、词不及物的无穷能指化，再跟现世的权力话语体系挂起钩来，所由产生运作的语言泡沫与语言暴力，既轻而易举又不可抑制。从而对美学感性思维就不可能不形成彻底的强奸，从而又彻底地禁锢了人们的心灵之自由。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语言现实是：我们今天又该当如何言说？
历史给了我们契机：我们刚刚正确地回到了现代性的路子上。我们的
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社会学、
法学以及诸多话语，都正在转型，在而今的城市化进程当中，个体性的生成有待于对“版城市”的农村话语（农村话语实则为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最大敌人）的剥离尤其重要的是对文人话语（文人话语实则为农村话语和官场话语之间的纽带，是所有传统话语当中最为腐朽的部分）的清算，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我们必须解构的对象与目标。比如解构冰心：不是说冰心不能解构，而是说我们要解构冰心的什么？我以为：首先要解构的，就应该是冰心的“士”话语。冰心的“士”话语和“爱的哲学”成就了她的大散文，可恰恰是这种“士”话语以及它的变种——“文人”话语，使得当下的散文写作成为一种最为危险的写作，闹得不好就极为容易继续毒化我们国民的精神。但，当我们重新面对我们这块无比古老而又终于晃晃悠悠地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土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不时地还要面对强大无比的西方他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常常无比复杂，我们常常还要为找不着自己的真实的面目和灵魂感到深深的焦虑，那么，更为深入全面地揭示种种生存真相和精神真相，显然更加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而最为便当的办法，是借用他者提供的精神参照系以便更为真切地认识自身的知识状况、身体状况乃至精神状况，以便能够更为有效地疗救自身。那么，解构的问题显然又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在解构的时候，又须当特别警惕我们自身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文性传统和西方流行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形成貌合神离的“合谋”，然后把我们自己继续推进在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我们显然应该分清：西方现代性发生的问题，跟我们现代性发生的问题是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的。我们解构传统的“人文主体”，其目的和前提就是要试图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主体。否则“解构”何为？何为“解构”？难道我们就不应该都好好地认真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