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学(2)
2014-08-25 01:07
导读：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
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 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
诗歌、小说、
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
（二）出于对封建旧文化的痛恨和蔑视，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一切旧说都投以怀疑眼光，作重新审视，摘发其谬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诗经》作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极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为“疑古派”的第一个解剖对象。当时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对《诗经》的重新诠释，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等，他们对以《诗序》（尤其是“小序”）为代表的古代经师之说，完全推翻，弃置不顾，而从“诗三百”文本着眼，直接去探寻诗篇的含义，作出全新的解读。总之，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体现了鲜明的观念革新的性格。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以及实证的方法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学、古典文学工作者中，“实验主义”方法亦颇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适的宣传所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其基本精神是实证的，对于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起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对古代历史的辨伪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此皆体现方法革新倾向。
（四）出现一些研究热点，在这些热点上，新观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显示学科近代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显著事例。尤其在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说、戏曲领域之内。《红楼梦》研究中“新红学”的诞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实证性优势，使得“索隐派”的“旧红学”立现牵强附会、随意拉扯、游谈无根的弊病，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个回合之后，“新红学”遂执《红楼梦》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体现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在本时期内草创，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书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类文学史竟产生三十余部，且内容体例逐渐规范化。到本时期末，文学史著作在对象的界定、叙述内容的安排、章节设计、评论观念等方面，较之世纪初诸文学史，都有很大改进，至少陈腐之说及混杂体裁已颇稀见；而各种专门文体及类别的文学史也逐渐出现，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2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等，它们往往比综合性的文学史写得更好更精，更能显示文学史学的进步和走向丰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