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学(3)
2014-08-25 01:07
导读：（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
（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史》之后，经过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论文和研究专著，终于接踵而至、蓬勃产生。近代形式的论文、专著（也包括一些考证著作），与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由于形式逻辑强，所以近代式的论文、专著等方式，具有更强的
说服力。
（七）大学的创办，大学文学院内文学系科的设立，是本时期内开始的事情，这为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机制上得到保证，使新型研究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大学文学系科本身，也成为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地。例如
北京大学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这批研究家一般都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他们一般还拥有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们多数人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学者。总之，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既高且强，又幸遇学术转型关键时期良机，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数几位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还成为学术大师，为本学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王国维为例，五四时期形成的若干新观念及方法，其实在王氏本世纪初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即已阐发：“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此实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之滥觞。王氏从美学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时期诸“新红学”家也瞻望弗及。“新红学”家唯以实证方法为基本工具，虽然也属近代学术性质，但他们不知审美研究为何物，终不免与《红楼梦》的文学本质相隔膜。此皆显示王氏超越侪等、领袖群伦、独辟近代学术蹊径的大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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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方面现象，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在本时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学科初步实现了由古典式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
不过本时期既为学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难免存在种种不足和。总的来说，就是近代化进程尚显粗糙。表现在学术观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上，都有不够全面妥贴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
过分重视突出白话文学，轻视贬低文言文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称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唯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为此编撰了《白话文学史》，以贯彻其主张。这种以白话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做法，势必将古代许多优秀的非“白话”的文人作品贬斥为“死文学”，明显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话”，什么不算“白话”，事实上很难划清界线，对古代文学更难掌握尺度，弄不好就会自乱体例。
过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学，贬抑“贵族文学”；对贵族文学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无疑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激做法。
运用文学进化，有机械死板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论者在批驳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时是正确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张以为文学必定后胜于前，却是过于绝对化了，没有考虑到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学衡派”梅光迪等人对“新文学派”的批评，事实上具有补正意义。
过分强调实证科学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对学科的人文性质有所忽略。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方法，它只是科学方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能运用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处理，在考证作家生平、作品流传及版本等问题上比较有用，对于涉及古代文学中思想意识、感情变化及表现特色等方面问题，实证方法就不一定能够奏效。因此，本时期的“方法论大师”如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方法”实际上主要落实到文学史料的考证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