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学(9)
2014-08-25 01:07
导读：质的方面情况更堪注意。本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谬误进行廓清，包括理论观念上的以及具体文学现象评论上的
质的方面情况更堪注意。本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谬误进行廓清，包括理论观念上的以及具体文学现象评论上的。理论上的，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性质，怎样继承文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怎样看待古代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怎样评价他们的文学贡献，如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文学遗产研究与“四个化”之关系，等等。具体文学现象评论方面的，则牵涉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时期被强加上的错误结论和说法，本阶段先后予以纠正，这也是为古人“平反”。如关于李白与杜甫，《红楼梦》问题，《水浒传》问题，等等，一些明显错误、缺乏根据的说法，被一一否定舍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文革”前十七年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本阶段几乎都有文章，对它们一一清理。拨乱反正方面还包括对上一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批判运动的重新评价，如对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和客观评论，对于其中是非功过的分析，比较令人信服。拨乱反正的结果，一方面消除了种种遗留谬误和弊端，清理了学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同时也使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从上一时期的“学科统一”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作好思想理论和心态上的准备。
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大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反复。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在向前发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纪末之际，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这种格局的内涵是：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一）经过重新阐释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念。此时的唯物史观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新”唯物史观的优点在于，它在解释文学的生成、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的演变发展、文学的时代特色、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文学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又不再具有封闭的、僵硬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开放的性格，能够灵活处理与其他学派学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学派学说并存兼容。
（二）人性论又悄然返回人文学科诸领域。人性论、人情说、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本是人类生活和情绪的表现和反映，具有超时代的普泛性。文学中的这种客观人性存在，自然会引发出文学研究中的人性论。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曾有过多次剿灭人性论的战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鲁迅挂帅的对新人文主义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批判，4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延安文艺界的人性论的批判，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论问题，“文革”中更是不容人性论有一点残存的余地。人性论之所以难以扑灭，就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人性。也许这道理太过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感染有轻重不同，轻者将它当成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重者则以此为基本观念来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如有学者即从人性论出发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人性论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在分析理解创作意图和作品意蕴，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的流传和影响等方面。总之，在世纪末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讳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将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观念，则因人而异。而在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透出人性的有关说法，则已随处皆是，不胜枚举。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互补，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最风行的做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现代主义学说早在本世纪第一第二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发生过一定作用，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叔本华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些思想学说，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学说，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有人拿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论批评过《西厢记》等古典名著，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9〕。当然，在本世纪第三时期， 现代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在中国没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来使不少人感到新奇。还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此时又有人拿来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如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无端迫害虐待刘兰芝，是出于“恋子情结”，因为兰芝的品格行为，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衡量，也无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儿媳妇，焦母驱媳时也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从焦母的寡妇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说这也有一定道理。现代主义学说于古典文学研究，其发展前景及成绩的评估，尚需假以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