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学(7)
2014-08-25 01:07
导读：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二）古代文学史实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奋其所长，也作出若干成绩。因主要为史料处理工作，牵涉思想观念较少，以故受到极左的机械唯物论、庸俗
社会学的影响也小，其学术质量反而较有保证，如郑振铎等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五辑），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陶渊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杨万里卷》、《陆游卷》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等等。这些著作，因其材料丰富，切实详明，无论作为工具书或研究的参考资料，都颇有用，可以说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有添砖加瓦之功。
（三）对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认识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曾展开讨论。讨论的总的出发点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所讨论的问题，有的性较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有的问题较为具体，如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关于曹植评论问题的讨论，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关于《长恨歌》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琵琶记》问题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环境“左”的倾向相当明显，所以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难免出现“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倾向愈往后愈强烈，所以这些讨论到了后来，学术性逐渐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浓重了。在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本来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在50年代还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时至1963、1964年，就几乎变成一个思想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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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史的编写。50年代后期，与全国“大跃进”同步，曾兴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主流论”等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论点，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论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阐释，说理较透彻，带有性质。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产生了两部分别由游国恩等编写和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产生于批判运动的间歇期，也是本时期内学术环境最宽松之际，所以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本时期的学科人才，大体上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时期即解放前过来，他们多是大学教师、编辑等专业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进入本时期后，他们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较好安置，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成为长期改造对象。虽然当时有明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运动中， 他们鲜有不受到这样那样批判和冲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颇为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不被认可，直到70年代还被称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略作比较即可发现，许多跨越了前一时期和本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懒怠，实在是思想压力大而运动又频繁，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一些优秀专家正当盛年，却成果不多，甚至处于半搁笔状态，这是惊人的人才浪费，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