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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学毕业论文(2)

2014-08-29 01:13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科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走上正轨”。张君劢的立论基础在于：“我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道科学的重要。新武器的发明，就是这种重要性的一个铁证”。这里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弹。当年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科学”的失望正基于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张君劢此时因武器而生的观感与他们当年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学那无所不在的力量。
　　张君劢发表此说一年后，中国政局就已发生绝大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胜负与武器的新旧恰成反比，但作为新中国和榜样的苏联正是战后最为强调“技术”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结果，清季形成的注重物质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复兴，并因抗战而得到鼓励，此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科学”逐步由“精神”转向“技术”，在人们的常规表述之中“科学”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质的特点所形成的。
　　清季张之洞设计全国学制时，曾明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不过，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换言之，学堂主要是培养“国家人才”，但对“急于谋生”的贫寒子弟则网开一面。这自然是考虑得相当周到，不过其分别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然而，从清季开始的功利主义已使得风气发生变化。汪德渊曾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就是到讲究富强的晚清，“士大夫之谋利封殖，犹为清议所不许。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议而不敢公然为之，隐匿托名以避众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社会风气已大变，“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杨荫杭语）。所谓“市道”，也就是商贾之道。按照这种标准，当年张之洞予以特别关照的贫寒子弟此时已多半接近“圣人”，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不可谓不剧烈。
　　蒋百里在1921年谈及民初世风时说：“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这里当然明显可见传统士人欲“澄清天下”并轻视商人的精英意识，但也说明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目标，社会对“精英”的认知也改变了。
　　针对社会功利化、物质化的倾向，部分读书人试图加以纠正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年多数新文化人曾担心太强调“文质文明”将妨碍西方，但也看出过分注重物质会导致全社会的功利化，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忽视，最后是“民德”的堕落。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而后有苟且之行。”今日“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皆因“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