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学毕业论文(3)
2014-08-29 01:13
导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即在科学”。近百年来，科学已“与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几为文化事业之全部。凡文学宗教，亦莫不受科学进步之重大影响”。所以，“欲中国强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须发达科学”，也就是“树立科学文化”。正因为“文化也是国力”，故“敌国无道，横加摧残”实亦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使然。
卢氏知道肉搏无以对坦克，面对强敌，徒靠“精神”而“舍身取义”也解决不了；但没有科学文化基础的“技术”是无法维持的，已有前证：“鸦片战争后，晚清亦曾大购军舰，中日一战，乃悉为敌有。当时亦曾大兴兵工厂造船厂，不数十年乃出品不济，机器陈旧，是即因无科学文化基础以维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决心“培养科学精神、广播科学知识与进行科学研究”，通过树立“科学文化”而实现“民族之复兴”。在许多非自然科学界的读书人提倡“物质化”的同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却强调文化也是国力，提倡所谓“科学的文化”，这一良苦用心实在值得后人认真体会。
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曾说过：“国家之治乱，民主之盛衰，恒系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亡，终必光复旧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则其国亦必随以灭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这样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还有待论证，然而正如欧阳翥在1936年所说的，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触而起竞争，其结果恒有一种新文化产生，伟大卓越，超旧者而上之”，故应“发展各种学术事业，本民族自信之决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质科学之精华，采长补短，融会而整理之，使蔚为真正之新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之精华当然绝不仅仅在物质科学一面，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大概也应该走物质与文质并进之路吧。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