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学毕业论文(5)
2014-08-29 01:13
导读：然而，从清季开始的功利主义已使得风气发生变化。汪德渊曾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
然而，从清季开始的功利主义已使得风气发生变化。汪德渊曾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就是到讲究富强的晚清，“士大夫之谋利封殖，犹为清议所不许。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议而不敢公然为之，隐匿托名以避众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社会风气已大变，“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杨荫杭语）。所谓“市道”，也就是商贾之道。按照这种标准，当年张之洞予以特别关照的贫寒子弟此时已多半接近“圣人”，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不可谓不剧烈。
蒋百里在1921年谈及民初世风时说：“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这里当然明显可见传统士人欲“澄清天下”并轻视商人的精英意识，但也说明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目标，社会对“精英”的认知也改变了。
针对社会功利化、物质化的倾向，部分读书人试图加以纠正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年多数新文化人曾担心太强调“文质文明”将妨碍西方，但也看出过分注重物质会导致全社会的功利化，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忽视，最后是“民德”的堕落。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而后有苟且之行。”今日“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皆因“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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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知道肉搏无以对坦克，面对强敌，徒靠“精神”而“舍身取义”也解决不了；但没有科学文化基础的“技术”是无法维持的，已有前证：“鸦片战争后，晚清亦曾大购军舰，中日一战，乃悉为敌有。当时亦曾大兴兵工厂造船厂，不数十年乃出品不济，机器陈旧，是即因无科学文化基础以维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决心“培养科学精神、广播科学知识与进行科学研究”，通过树立“科学文化”而实现“民族之复兴”。在许多非自然科学界的读书人提倡“物质化”的同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却强调文化也是国力，提倡所谓“科学的文化”，这一良苦用心实在值得后人认真体会。
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曾说过：“国家之治乱，民主之盛衰，恒系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亡，终必光复旧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则其国亦必随以灭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这样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还有待论证，然而正如欧阳翥在1936年所说的，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触而起竞争，其结果恒有一种新文化产生，伟大卓越，超旧者而上之”，故应“发展各种学术事业，本民族自信之决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质科学之精华，采长补短，融会而整理之，使蔚为真正之新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之精华当然绝不仅仅在物质科学一面，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大概也应该走物质与文质并进之路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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