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学毕业论文(4)
2014-08-29 01:13
导读：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当然，其反传统的
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而非时人已在使用的“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说的“”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实乃“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的谬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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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科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走上正轨”。张君劢的立论基础在于：“我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道科学的重要。新武器的发明，就是这种重要性的一个铁证”。这里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弹。当年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科学”的失望正基于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张君劢此时因武器而生的观感与他们当年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学那无所不在的力量。
张君劢发表此说一年后，中国政局就已发生绝大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胜负与武器的新旧恰成反比，但作为新中国和榜样的苏联正是战后最为强调“技术”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结果，清季形成的注重物质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复兴，并因抗战而得到鼓励，此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科学”逐步由“精神”转向“技术”，在人们的常规表述之中“科学”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质的特点所形成的。
清季张之洞设计全国学制时，曾明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不过，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换言之，学堂主要是培养“国家人才”，但对“急于谋生”的贫寒子弟则网开一面。这自然是考虑得相当周到，不过其分别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