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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与“两个东方”学毕业论文(4)

2014-09-13 03:35
针对世界文学这一发展趋势，笔者近年来提倡一种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新辩证论，以作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不同文化间文学研究的一种方略，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形态模式的一种反应。
新辩证论有以下主要方面：
文明形态模式只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而不能作为文化冲突的依据。无论是“二东二西”之分，或是西方、中国、伊斯兰等不同文化形态的划分，都不能否认文化之间有有对立冲突的因素，但更要看到文化之间有同一性与互动性，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从这种辩证关系来理解，才可能有马克思与歌德所憧憬的“世界文学”的美好境界。
一种在文化理论上的无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在文学研究中，享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与“后殖民论”、甚至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理论现在竟被我国与西方的某些学者奉为圭臬，这真是令人慨叹莫名的。“文化冲突论”是以敌视东方文化文学为主旨的，早就有些西方学者如赫尔德、洪堡、黑格尔、朗克等人，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与东方文明进行诋毁，认为东方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东方是神秘主义的、西方是文明的、东方的是原始思维的，而西方是逻辑思维的；东方是落后和静止的，西方是前进与发展的……，这些见解也必然导致两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一定是战争形式，但冲突的性质是不可调和的。
而且，这种理论不只是西方学者所独有，东方学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清代辜鸿铭的一句话，这句话反复被西方学者所征引，德国汉学家王海(ThomasHeberer)就曾指出：
中国的学者辜鸿铭曾说过：“必须承认，一场斗争现在正在欧洲文化与远东文化之间进行着。人们可以将它看作东亚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间的斗争”（Ku,1921: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这段话让人联想起享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从上看很有现实意义。然而它却是世纪转折时期的思想家之一辜鸿铭早在1901年便在书中写下的。由此可见关于文化冲突的争论并非我们这个的的产物，而是早已有其渊源。6
其实这些说法，真是庄子所谓“夏虫不足以语冰”，“小年不知大年”。这是一种偏激的历史观念，当前危害极大。
笔者认为，从１９世纪未至今，历史已经为一种新的文化辩证观念提供了依据，它以世界民族文化的大汇融为时代背景。在科学方面，爱因斯坦相对论、德国普朗克、丹麦的尼尔斯·玻尔等人为代表的量子论所谓现代物的“两场大革命”，彻底转变了曾经存在过的物理学的“蔑视辩证法”（列宁语）的倾向。科学中，美学的实验科学，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其后反对理性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等，都在促成一种新辩证观念。当代学者巴赫金关于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思想，哈贝马斯关于文化的“交往”原则，都可以说这是这种新辩证观念的具体学说。笔者把中国传统辩证论与西方当代辩证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可以这样简略地表述这一新辩证观念，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其一，关于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主要不是黑格尔那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也不是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无意识研究，而是以自我的认识论为主体。在认识论中，首先是逻辑层次，差异性与同一性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它们必须得到对方的承认，它们都存在于比较这种具体的联系中。哈贝马斯曾经说过：“同一和差异不应当视为一种先验原则，相反，这对范畴涉及的是具体对象的自身性质”7。所以笔者主张从墨经“同异俱于一”的观念与西方后现代的“差异逻辑”观念基础上，发展出新辩证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互相逾越（transgressions）关系，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逾越是新辩证论的逻辑基础。8
其次是认识方式的层次，在新辩证论中，纠缠已久的认识方式可以迎刃而解，如长期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关系，传统思维不承认非理性、无意识的观念必须被新的逾越所取代，只有承认其存在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的性质。特别是，语言符号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理论观念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新辩证论可以为这种讨论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