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研究与本土学术——对两部村庄政治研究著(2)
2014-09-18 01:29
导读：「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7，这一自觉对于作者能够真正通过「走进田野」去「返回常识」是十分重要的；结果，诚如评论者所说，两书作者注意到8： 当前
「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7，这一自觉对于作者能够真正通过「走进田野」去「返回常识」是十分重要的；结果，诚如评论者所说，两书作者注意到8：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实乃至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缺乏经验常识，或这种经验常识被「西方理论」的遮蔽，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就农村研究来说，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这种与现实脱离的农村及其理论对于理解更不用说是改造现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作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语境中建构理论。
评论者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入田野与返回常识的问题。例如，关于实证研究，吴渺在〈从乡村政治研究到乡村
政治学〉一文中认为，「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政治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场日趋萎缩」。但是，也出现了另外的问题9：
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镜，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入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当然不是意义上的），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
就此，他肯定《岳村》所做的探索，认为作者在调查中既摒弃了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又没有被经验事实和感性材料所迷惑，而是以严密的理论工具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知识性思维和学术加工，努力实现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的对接。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另一论者在谈及《双村》作者在为自己所设定的「理解者」立场时，也充分肯定「理解」是躲避「城市知识份子／普通农民、城市／农村、大理论／小叙事、西方／东方、中心／边缘」这些「前者的强势及其对后者的遮蔽的一个可行的理路」，指出作者坚持「乡村主位、农民主位」，「让乡村社会自身的历史和话语从陈迹中显现出来，从而既挑战了既有的、自上而下的解释逻辑的合法性和自洽性，又和缓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生活经验和认识逻辑的紧张」10，从而给我们重新爬梳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小历史和大历史
评论者认为，两书分别通过岳村和双村这样两个代表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冲突型和常态型村庄类型的微观而具象的村庄社区小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大转型中乡村社会自身变迁历程和轨迹的认识，在较为成功地实践其通过田野研究返回中国经验常识这一学术关怀的同时，也丰富与活化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的图像，改变了我们对一些所谓当然「历史事实」的认识，进而有助于重建此一时期的大历史。
对既有历史和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并不是仅仅有一个本土化的理念与立场就得以解决的，它同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对此，海外中国农村研究专家黄宗智在讨论如何克服有关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规范认识危机时就说过11：
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