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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研究与本土学术——对两部村庄政治研究著(4)

2014-09-18 01:29


重建的经验与

　　对两书的评论还涉及到应该如何重塑中国的。在「北大在线」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谢庆奎认为，要想形成对中国切实有用的学术，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来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平。就此而言，田野调查的启示意义并非只限于研究。例如，要想形成对中国有用的社会与理论，应该提倡学者有必要走进相关研究的实际社会场域，在实践中思考甚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只有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才能呼之欲出。

　　北京大学徐湘林反思了当下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仅止于以解释西学为满足和以研究西学成名为荣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学者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若成为一种占据学术界的主流现象，则对中国化的实践和学术思想的不利。他以国内政治学研究为例，指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在方法论价值方面的批判力与赞颂力同样强大，但有时候也会面临解释困惑，处理不好的话，也可能存在教条化倾向；另一个是当代的西方理论，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几百年政治经验的，并不是可以不加置疑就运用于中国的。西方学者早已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他们重视对地方性知识和异文化的研究，以增进学术的反思性。但国内研究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却缺乏反思的警醒与自觉。因此，他认为从扎实的田野工作出发认识本土社会与反思理论十分必要。

　　诸多评论也涉及到两书所存在的不足以及田野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北大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樊平认为，《岳村》在如何解决大事件、大理论与村庄自身与经验的关系方面，尚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个案研究的首要功能是反映与揭示鲜活的生活，在生活中提升与抽离出理论，而非用现存的理论框架去搜索与裁减材料，如果对此没有自觉，势必到个案本身的价值。而《双村》在关注社区变迁与宏观社会─历史的交融时如何凸显焦点性事件，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个案表达与一般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认为，在历史史料和的引用与证明上，《岳村》似还有需要斟酌之处；否则，难以保证研究的真实性。而《双村》在将社区人民的真实生活历程与心态剥离出意识形态化的大历史，重建作为事件经历者的小历史方面，也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地方。针对历时性纵深研究的长处与局限，中国社科院折晓叶认为，从纵向方面追寻历史发展的线索，可以较好地再现传统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延续，但也容易忽略对横断面的研究。因此，在运用纵向历时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对横断面的研究，注意历史传统在横断面的社会场景中的展现，研究它们在一定场景中是如何被激活的，人们又是如何对传统因素进行利用和再生产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现代性与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农民的生活和观念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改变的，个案研究就是要尽力去展现这一复杂的过程。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张宛丽也提醒学界，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标和手段太明确，本土化目标与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因此，学者进入研究时必须弥合目的与工具之间的紧张，处理好本土化努力与所采用工具之间的关系。而针对田野研究中所存在着的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关怀与学术关怀的紧张，北京大学张静指出，研究者要自觉两者的关系，要注意到两种关怀所持立场与使用话语的不同；但是，无论是一个做政策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个以学术关怀为己任的学者，都要注意倾听对方的声音，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立场，并从对方的看法中获取对自己有益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相互推进，否则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立场和方向20。

　　一些评论文章还强调了大话语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强势渗透与惯性以及两书作者在这方面所遭遇的困惑与两难。他们指出，即使是有强烈的回到常识意识、站在农民和农村主位来阅读村庄社会的学者，也常常会在离开村庄经验时，不自觉地再度陷入大话语的陷阱。这些困惑不仅是两书作者的，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都会遭遇的，毕竟历史不可能完全割断，西方的大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由此足见学术本土化的努力是一个长期和艰辛的过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