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学毕业论文(2)
2014-09-19 03:24
导读：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政治方面入手，尊杜诗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有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谥号，新旧唐书都沿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局限于诗人自己”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偏重在诗人记事之详，而这个事，则是诗人自己乱中“流离陇蜀”的个人遭遇。所以，此言诗史者，不过是诗人用诗记下的个人简史，认识过于肤浅，正是唐人认不清自己的时代，也认不清诗人价值的反映。宋人隔岸观火，殷鉴不远，对唐政得失看得较清，对杜诗的面目也认得较清。胡宗愈就强调，“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把杜诗记事之详的特点，到记世之真的高度，看法比唐人高明多了。陈巌肖又在《庚溪诗话》中进一步指出，“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接触到“事”即“时事”。“诗史”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唐代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宋人手里完成的。以至于后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甚至说成，“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诗可以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谬误，不过是这个论点的具体运用。更有甚者，大臣论政，也引诗为据。王巌叟在《韓魏公别录》中就记载有韩琦反对寓兵于农，论据便有“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之诗乎？调兵于民，其弊乃尔。”想一想唐文宗读杜诗而动游兴的事实，怎能不使人产生感慨呢？宋代统治者处于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第一个喘息之机，特别致力于前代的统治经验，以谋长治久安之术。所以，两眼朝后，盯住历史，两修唐书，两修五代史，大修《资治通鉴》，就是证明。看重杜诗，其理一也。尊杜诗为诗史，其实就是把杜诗当成《资治通鉴》的缩写本，新旧唐书的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从思想方面入手，则尊杜诗为“诗中六经”。
唐朝中衰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唐朝三教并举，儒不独尊。思想活跃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社会发展；但是，也容易偏离土地国家所有的小生产正统意识形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杜甫生前即有见于此，在辞世之年曾发出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再用孔门儒学为李唐王朝重“开太平”。赵宋统治者比李唐统治者更虚弱，只能在想象中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要乞灵于孔门儒学的“克己复礼”。这样，杜甫的见解和宋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就一致了。因而宋儒研究杜诗的思想意义往往把它跟儒家经典扯在一起。说“工部风雅，犹仲尼日月也”本很早，可惜“风雅”一词，失之笼统，把没有展开。稍后的孙仪又说诗人“道遗当世，而泽化后人”（《读〈杜工部诗集〉序》），仍对“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能加以说明和探讨。再后的王得臣稍进一步，具体点出杜诗的“周情孔思，千汇万状”（〈增註杜工部诗集序〉）。然而，看似具体，但是仍不过是就杜诗继承广泛而言，看做一个一般特点，杜诗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在儒学中的意义，尚待发掘。苏轼抓住了杜甫忠君的特色以后，纲举目张，杜诗的思想意义在宋儒眼中一下子清晰了。他的弟弟苏辙明确提出，“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和张安道读杜集〉），突出了杜甫后期，即“一饭不忘”时期的思想特点。孔武仲则提出，杜诗“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纵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又突出强调了杜诗思想“闇与经会”，合于儒家经典。做为这两种观点的汇总，是同时人黄庭坚的。作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黄庭坚把苏辙笼统提到的杜甫晚岁之道，具体定为诗人到虁州后的思想；把孔武仲概括的杜诗“闇与经会”的特点，具体划到当时逐步开始泛滥的上。根据则是“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韩愈以孟轲的继承人自居，后儒亦视之为儒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关键人物。承前启后，于道功多。黄庭坚把杜甫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散文大家相比，不就明示伟大诗人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吗？说他们的诗文“无一字无来处”，除了颂扬杜诗韩文的艺术性强之外，重要的是说，杜诗韩文征圣宗经于内，明道言志于外，不啻是当代最新版本的五经。这种见解，以经解杜，割断了杜诗和生活的联系，助长了解杜工作中凭空臆测，随意引伸的不良倾向，较以史解杜，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一种退步。果然，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治下，士林纷纷强调，“工部风雅，一发诸忠义之诚”{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提出“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釋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开始阐述“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李复〈与侯谟秀才书〉}。突出宣扬“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颂扬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就这样，秉笔直书的史臣，变成了卫道说教的牧师，头戴方巾的圣贤。杜诗走悄，空前绝后，”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这是在杜诗普及基础上又掀起的一个新的热潮，可祘是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盛况是仅见。惶惶不可终日的统治阶级，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把大诗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把抓在手里，再也不
放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