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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学毕业论文

2014-09-19 03:24 伟大的人物，总要由历史去认识他。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在唐代，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杜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杜甫也并不显得伟大。虽然，在杜甫去世前一年，衡州判官郭受颂扬他，“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韶州刺史韦迢称道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都赞美了他的诗，可是实际情况，则和赞颂者描绘的并不一样。诗人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可见杜诗的流传，大约因为诗人晚年流落到荆湘的关系，六十卷之巨的文集却仅“行于江汉之南”，竟“不为东人所知”。可见，当时杜诗并没有“海内流传遍”，说杜甫生前就已经“大名诗独步”，显然言过其实。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在李唐王朝灭亡前韦庄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入杜诗。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并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杜甫生前，他的诗地位并不高，并不大。有如王赞所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叶适解释道，这是因为“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不服之论，纯系推测，厚诬古人，不足为据。实际是，当时的人把手握号角的诗人视为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酒徒诗狂，跟后人印象中的酒仙并无二致。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诗人，“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今天看来是酒仙李白，昔人说的却是诗圣杜甫。在成都，严武去草堂看杜甫，写诗规劝这位朋友到：“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的诗，当然主要是夸奖诗人多才博学。但是，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弥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不也是突出一个狂字么？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说诗人酒后发狂而已。总之，生前身后，杜甫总是被人看作善于撰写佳句、刻划物色的风流才子，他的诗也被当作酒后疯话，不被人看重。诚然，颂扬杜诗的声音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高，只是不大，还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肯定杜诗的强音主要从中唐时期发出。沉醉在开元盛世中的唐人，被安史之乱的狂风暴雨吹打得晕头转向，到这时，才定下心神，痛定思痛，力图中兴，开始重视盛唐中衰的历史教训，自然也就注目大唐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韩愈的见解可为代表。他作为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大作家，独具慧眼，激赏大音，在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力驳众议，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辛辣嘲笑无知之辈攻击李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英勇捍卫了两位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对两位诗人“平生千万篇，今薤垂琳琅”（《调张籍》），备表倾倒之意。韩愈意在开山，功在古文，对李杜诗篇没有进行深入，因而，对杜诗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他也就说不清。这个任务由他的两个朋友，开创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双璧元稹、白居易完成了。元稹抓住杜诗有所创新的特色，称颂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表彰杜诗艺术在语言上的特色；肯定“近代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则突出了杜诗从形式到推陈出新的造诣，尤其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句，准确的总结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特点。但是，对杜诗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意义，终嫌没有接触，认识不够全面，受讥后人，理固宜然。然而杜甫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抓住了他的诗的艺术特色，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他这个人。所以，元稹研究杜诗的艺术特色，其见解对后代的杜诗研究者一直有启发和指导作用。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则不一样，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杜诗的社会内容，突出强调“《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他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的佐证。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评”如其人。白居易立志革新，敢于斗争，把诗看作人生的武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放笔而写，直书胸臆“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所以他看重杜诗关心时政、留心民瘼的思想内容。元稹少有大志，锐意改革，一经蹉跌，便改初衷，晚年更投靠阉竖，固位求宠，所以他偏爱杜诗艺术形式上的成就。相反相成，若将元、白二人的见解结合起来，就成了对杜诗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们的努力，难能可贵，为后来进一步研究杜诗奠定了基础。到了宋代，唐朝由乱而亡的伤痛已成过去，稳定的新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杜诗的要义，杜甫的作用，便逐渐被封建社会挖掘出来。张齐贤说过，“工部风雅，犹仲尼之日月也”（《书杜工部祠堂》）。《新旧唐书》也都为诗人列传，《新唐书》的作者更颂扬诗人，“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把诗人从卖弄文采、寄情风月的骚人词客中挑出来，看作痴心报国的忠臣义士。这些议论，使人耳目一新。然而，达官贵人的泛泛之见，尚有待于学者文人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支持。因而杜诗的社会影响还不很广泛。宋初被称为“纵横吾宋是黄州”的王禹偁，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当时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既没有人去探讨大诗人新开的这个“诗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对杜诗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杜诗散佚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当时所传的杜甫诗集的荆南本、南唐本、蜀本都是二十卷，《崇文总目》也称“杜甫集二十卷”，与樊晃所说的“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差甚远。而这些二十卷本，又多系抄传，“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内容不尽相同，错讹又非常多，正如后来李纲说的，“杜诗遭乱亡佚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寖失旧文，乌三转而成焉者，不可胜数。“{《重校正〈杜子美集〉序》}这种局面，到北宋中叶，随着赵宋统治集团政权日趋巩固而逐步变化。景佑三年，即1036年，苏舜卿编辑《老杜别集》。他在《题杜子美别集后》写道，“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也。“其时宋传四帝，立国七十五年。然而从此杜诗“不为近世所尚”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之后，著名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都重视杜诗，谈论杜诗，甚至上朝之暇，也说杜不止，以熟读多读杜诗为荣耀，以至于“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曾噩〈九家集註杜诗序〉）。这种朝野倾心，雅俗共赏的盛况，可说是杜诗的普及运动，杜诗成了封建文人的必修课，研究杜诗成了学者士子安身立命的专业。有宋一代，研究与编辑杜诗的超过千家，韩愈昔日称颂的“光焰万丈长”，至此才普照士林。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北宋社会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寬松，思想比较自由，因而繁荣，商业发达，先进，文化昌盛，宗教活跃，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好時代之一，以至于有的西欧高士认为，最适合于人生活的時代是北宋。但是，赵宋王朝又有先天的不足，国家未能统一，富而不强，往往成为四周环伺的列强追逐的猎物。用钱买来的和平，既不持久，又带来内忧。如何自慰，成了宋有别于汉唐的新课题。陈郁的自白，道破了这一点：“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唯道学大明，自孟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藏一话腴〉甲集卷上）陈郁说的是文化，要是再加上政治上的，“本朝强不如汉，盛不如唐”，那就更清楚了。道学是专为宋王朝在军威不振的情况下“开太平”，即巩固封建统治效力的。其实道学哪有那样大的威力？只是因为，宋虽“文不如汉”，是赋不如，散文则过之；虽“书不如晋”，而画过之；虽“诗不如唐”，而词过之；虽“强不如汉”，而经济实力过之；虽“盛不如唐”，而科技商貿过之。宋实在是中华民族史上超汉越唐的又一高峰。然而，高而不大，文而不武，富而不强，危而不安，令人气短。道学独盛，强调理，强调心，突出的是精神自立，聊以慰心自娱而已。后期，慰抚变成麻痹，自娱变成逃避，是宋贤始料不及的。当时杜诗研究成为风气，杜甫地位空前高涨，正是時代追求精神自立的反映。封建社会所谓“开太平”，就是确保君主的稳定统治。孔子本开过，“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祖传秘方，也行之有效。但积久生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克己，不复礼，汉室如此，唐室也如此。江河日下，无可奈何。韩愈见机而作，设计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誅”的新图纸。但过于生硬粗暴，缺乏感染力，完全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老说教的翻版，不易叫人接受。宋儒经过对比研究，终于发现杜甫忠君的态度和方式最为可取。杜甫忠君不是在春风得意，锦衣玉食時感激皇恩浩荡的自我表白；也不是待价而沽，请托钻营時候输忠纳款的自我吹嘘；而是历尽沧桑，饱经世故后，在天涯沦落中思君怀国本性的自然流露。谁又会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呢？日常生活的立场节操才特别难能可贵。所以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一首〉）苏轼的这个结论也是一个发现，得到了封建時代的广泛赞赏。就这样，描绘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志士仁人，被装扮成了施粉抹朱的忠君模特儿。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杜甫念念不忘君王，形式上看是忠君，实际上是要“致君”，“致君堯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致君時已晚，怀古意空存。”“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卛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他是要帮助皇帝，臻于郅治。犯顔直諫，生死不顾。即使到了辞世之年，行将就木，仍不忘薪尽火传，激励青年才俊。所以，他批评皇帝的过失，也揭皇帝的疮疤。当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当他写“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的时候，当他写“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千秋节有感二首〉）的时候，当他写“张后不乐上为忙”，“百官跣足随天王”的时候，他并不是跪在陛下面前出谋划策，而是站在天子对面耳提面命，有时简直就是对君主的控诉和否定，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屈原李白，无人能够企及。由于这方面绝非后代儒生所能理解，于是就把这一方面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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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甫在“一饭未尝忘君”的同时，还“一饭未尝忘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之类的诗句在杜集中俯拾皆是。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因此王安石说他，“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感动得”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赞》）。杜甫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情怀，民本思想，亦非末代士林所能望其项背，也就统统抹杀。苏轼的一偏之词便不脛而走，千年风行，堂堂诗人成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愚忠典型。费士戣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大诗人巧装打扮的这份苦心，”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岂浅鲜哉。“（《漕司高斋堂记》）相传宋真宗肯定杜诗中惟“勲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两句最好，臣下兢相响应，以这两句杜诗自况，名楼，名亭，名册，名鉴者代不乏人，就是“补于政治”的具体运作。种种情况都不过说明，肯定杜甫忠君，不过肯定他思而不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躬自省；不过是让大诗人做个带头羊，在潜移默化中把整个凝聚在天子周围。爱之者，实用之者。捧之者，实伤之者。所以说，诗是的反映，评也是时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