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补的文化形象──鲁迅、冰心比较论学(2)
2014-09-20 01:39
导读：禄儿：世界上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大前提） 我的母亲因为爱我也感激先生感激先生的母亲（小前提） 所以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结论）
禄儿：世界上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大前提）
我的母亲因为爱我也感激先生感激先生的母亲（小前提）
所以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结论）
何彬：世界上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都是好朋友（大前提）
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好朋友（小前提）
所以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
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结论）[4]
而冰心本身站在她母性抒情者的立场对“母爱”的直接诠解亦可谓详尽。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她用优美柔曼的文字写了病中与母亲回忆童年的事迹后，认为：“（母亲）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爱着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天下的母亲。……‘世界便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冰心在如上的文字中赋予了母爱以无私、博大、超阶级的特征，这正如她数十年后在《给日本的女性》的散文中重申的那样：“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宽容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厉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正义感的！”她用“母爱”为“爱”的典型代表，在自我理想领域期待建造这样的世界。
我们先不必如早先的冰心文学批评者如茅盾、阿英般在肯定冰心的某些文学贡献之后就径直认为冰心建构的“爱的世界”不过是个“灵魂的逋逃薮”、“防风雨”的“橡皮衣”[5]，是“神经衰弱的过去的诗人的病态”[6]，因此“解释人生却是一无是处”[7]。我们姑且来看看冰心这种被命名为“爱的哲学”的接壤和终极目的。已有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冰心个人经历同基督教传统关系密迩。父母虽不信教，但亦不厌恶基督教，反而有好感；贝满中学和燕京大学是冰心身心成长的摇篮，那儿充满了基督教的氛围，前者甚至就是一所教会中学。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冰心早年就秉有理性的心智和判断力，她曾表示并不相信“三位一体”、“复活”之类的神秘宣讲；但“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酥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8]这就是知识分子宗教观的特征：“不注重宗教仪式，只以为人行事不违背教好了。”[9]冰心从基督耶酥的“爱”与为人类受难上读到了“崇高的意旨”，这一意旨唤起了人的“内在人性力量”，使人对“崇高意旨”的确证、皈依成为事实，并开始指导人的实践。冰心的“爱的哲学”因之具有神性（亦即崇高人性）的根柢。这种根柢使得生物富有深邃的感性力量，带上了有别于迷信式神秘宣讲的“神性”体验。请让我们回到冰心那篇《寄小读者·通讯十》，那里如是说：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反驳我这句话。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窗外正是下着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气，也正无声的赞美她们的“自然母亲”的爱！
上述加点的文字不能仅从文学意义上解释成作家正在为抒情而造境；相反的，应该认为是心境先成而推动文字运作。这恰如常被征引的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10]的行为。而一个秉持理性不信鬼神却在“爱”的面前涕泪俱下的人，她所服膺的只可能是一种崇高的人性力量，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永恒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一切崇高价值的追索来追索冰心本人的人格结构、人道取向。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常识，那就是人的终极价值是被约束在人的生命限制以内的产物。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所谓超越性的永恒价值的存在，其创生都是因为我们生命本身在客观上受时空限制而无法具备现实的超越性。换言之，我们总是在有限中渴求无限，在绝望中探寻希望，在死亡中确认生存。这是一切有智慧与欲望的人的本能。冰心的“爱的哲学”就是这种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中的一支，她也许确有一点躲入理想的“家”的状态，但不容否认，“爱的哲学”同样需要勇气、信念和强烈的生命体验去维持。并且由于这种观点与现实需要（现实常常只需要短期解决方案）的距离，持有者必须花费加倍的耐心去阐扬并实践它与社会的结合，以抵御急功近利者的嘲笑──这一点，冰心早在20年代在被误为“弱者之爱”的时候就反击过：“他的周围只有‘血’和‘泪’──/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逼他写‘血’和‘泪’/他只得欲哭的笑了。//他的周围只有‘光’和‘爱’，/人们带着‘需要’的旗子/逼他写‘血’和‘泪’/他只得欲笑的哭了。/欲哭的笑，/欲笑的哭──/需要的旗儿举起了，/真实已从世界上消失了！”[11]当时的社会需要“血”和“泪”，冰心奉献的却是“光”和“爱”，因此本在同一个时代“共名”下产生的人们，由于个性、知识背景、路径选择上的不同产生了歧异。这在今天看来，对冰心无疑有些不公，她的对终极价值的渴望本应成为一种长期需要（人性塑造）的合理组成部分，其价值和作用不亚于那些即时的社会改造方案，当然也远超过诸如30年代末同样因冒犯了时代“共名”的梁实秋（包括30年代中后期林语堂）之流提倡的另外一些人的需要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