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立法”策略的孔子诗学学毕业论文(2)
2014-09-23 01:43
导读：所以孔子对诗歌“怨”的功能的强调并不是赋予诗歌新的功能，而是对诗歌原有功能的认同。孔子虽然已经是以在野的布衣之士的身份言说，但是他的目的
所以孔子对诗歌“怨”的功能的强调并不是赋予诗歌新的功能，而是对诗歌原有功能的认同。孔子虽然已经是以在野的布衣之士的身份言说，但是他的目的却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所以对于西周文明中某些方面还是要有选择的保留的。
诗歌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那种独特的作用即“赋诗明志”，大约是西周时期贵族内部某种以诗歌来沟通人际关系的言说方式的泛化。根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在聘问交接之时通过赋诗来表达意愿并通过对方的赋诗来了解其意志甚至国情成了普遍的、甚至程式化的行为。赋诗的恰当与否有时竟成为决定外交、政治、军事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尽管“赋诗明志”的文化现象与孔子的价值取向并无内在一致性，但是对于诗歌这样实际存在的特殊功能孔子却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他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iii]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iv]这里“无以言”的“言”，显然即是“专对”之义，指外交场合的“赋诗明志”。孔子这里提倡的是诗歌的实用功能，与儒家精神无涉。所以随着诗歌的这种实用功能的失去，孔子之后的儒家如子思、孟子、荀子等人那里再也无人提及它了。
二
孔子毕竟是新兴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对诗歌的功能会有新的阐发。他之所以不肯放弃对诗的重视是因为儒家的基本立法策略是在原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建构而不是另开炉灶；而他之所以要赋予诗歌新的功能是因为他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或者说赋予诗歌新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将诗歌当作修身的重要手段上。《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中的一句，是说鲁僖公养了很多肥壮的战马，这是很好的事情。这里并不带有任何的道德评价的意味。但是在孔子这里却被理解为“无邪思”之义。朱熹说：“‘思无邪’，《鲁颂·駉》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如此之名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v]这里当然有宋儒的倾向，但是大体上是符合孔子本意的。这可由其他关于诗的论述来印证。其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儒包咸注“兴于诗”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vi]朱熹注云：“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可知汉儒、宋儒持论相近，都是认为孔子将诗歌作为修身的必要手段。孔子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vii]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了《周南》、《召南》才会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才会做人，否则就会寸步难行。同样是将诗歌作为修身的手段。在孔子看来，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美善人性的表现，而不在于其外在形式。所以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viii]按照孔子的逻辑也完全可以说：“诗云诗云，文字云乎哉？”——诗歌的意义不在于文辞的美妙，而在于其所蕴涵的道德价值。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由此可见，原本或是祭祀活动中仪式化的乐舞歌辞，或是君臣上下沟通方式，或是民间歌谣的诗歌在孔子这里被阐发为修身的必要手段。诗歌原本具有的那些功能：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使既定社会秩序合法化以及沟通上下关系、聘问交接场合的外交辞令等，在孔子的“立法活动”或价值重构工程中都让位于道德修养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将修身视为诗歌的首要功能呢？这是一个极有追问价值的，因为这个话题与孔子所代表的那个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直接相关，同时也是一种“立法”的策略。对此我们在这里略做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