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学毕业论文(8)
2014-09-23 01:43
导读：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是儒之侠非常崇高的民族品格。北宋武侠已经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
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是儒之侠非常崇高的民族品格。北宋武侠已经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患横行，民族矛盾尖锐。武侠纷纷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御倭前线。明《云间杂志》中记载的隐迹风尘的丐侠张二郎，为抗倭而从军，屡次立功，“时斩倭首以献”。论功行赏时，他把赏给他的银牌犒金交归府库，自己分文不取。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近代武师霍元甲，创办精武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宗旨，并以“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予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的力量，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大侠”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侠义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武侠形象，则成为中国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崇拜和尊重。一般的侠，则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异曲同工。只是儒家政治家主张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而侠却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都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不过上古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尝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与，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一般的侠大多适可而止，不会象大侠那样知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伦理原则没有强到超出现实可能性来行事的程度。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至于在武侠小说中，儒之侠更是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如唐代笔记小说《红线》中的红线，《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柳溪）中的李三，《近代侠义英雄传》（向恺然）中的霍元甲及金庸笔下的袁成志、郭靖、胡斐、陈家洛等，梁羽生笔下的杨促贡、东方晓、段王璋等仗义行侠中的伦理道德，皆属儒之侠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两类具有儒侠特点的人物，一类是游侠，如朱家、郭解;一类是刺客，如曹沫、豫让、专诸、聂政、荆柯。前者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重信义与是非曲直，其行为特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字当头，后者则以个人忠义为主，有固定的单一的服务对象，不分是非善恶，其行为特征是士为知己者死，“忠”字当头.游侠重在以“文”行侠，在和风细雨中化干戈为玉帛;刺客重在以“武”行侠，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使命。
第四章道之侠与道学伦理
第一节武术中的道家思想文化内涵
道教是以《老子》为圣经，以道家学术为本，兼融阴阳、墨、儒、法等诸家作为教理教义的本土宗教。作为道教教理核心的"道"和"神仙修炼"的，都曾过武术的，并在太极、武当、八卦等内家拳种和武术养生方法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遁”、“入”、“遁”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而作为道教之本的道家思想，其在武术中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武术思想中，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大方面。”（倪南权，1999，《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四川》1999年第1期No.1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