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贾宝玉：相悖互依，逆向同归学毕业(5)
2014-10-08 01:18
导读：如果说西门庆在淡化神拜物倾向方面是个自发的实践家，那么贾宝玉则是在这个上进行初步思考与批判的家。“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他不惟有毁僧谤
如果说西门庆在淡化神拜物倾向方面是个自发的实践家，那么贾宝玉则是在这个上进行初步思考与批判的家。“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他不惟有毁僧谤道的言论，而且还身体力行之，在终身大事问题上以“木石姻缘”否定“金玉姻缘”，以“人”和“情”向“天”与“命”挑战，由否定“信神”到相信“自我”。宝玉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他虽也祭金钏，诔晴雯，打算给刘姥姥杜撰的抽柴女儿的庙作疏头，但他的祭，不用香烛纸马，唯用异香清茗，不过是寄托思念的形式，一点也不带迷信色彩。宝玉也相信有花神之类，但这些神与传统的神体系不同，她是宝玉的“杜撰”，她属于女儿之神，是宝玉女儿崇拜的延伸。他梦游的“太虚幻境”，则是这种女儿神的体系。这女儿之神不过是宝玉自我观念的幻化和升华，是宝玉自我肯定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本身也反映着宝玉自信程度的不足。当他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时，他往往到空幻中去寻求逃路，但他终归对尘世不能忘情。
雅文市俗化的倾向
我们古老的文明源远流长，面对这“高山景行”式的丰碑，无论是粗俗的暴发户还是市井细民，一面对它顶礼膜拜，自惭形秽，一面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其悄悄地加以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我们古老的龙之帝国，这一过程的进行，既不采取“文艺复兴”的方式，也不采取法兰西式的大破大立的方式，而是采取逐步浸润，使士大夫垄断的典雅文化逐步市俗化的方式。
市井浪子出身的西门大郎是粗俗少文，他所擅长的无非是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使枪弄棒、眠花宿柳、“潘、驴、邓、小、闲”，成为千户老爷之后，混迹官场，应酬揖让，跟贾琏一样，“言谈应对，也颇去得”。他慢慢学会了附庸风雅，他不仅兴建园林，摆设古玩，而且在接待状元进士时，他居然能诌出句“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虽然不伦不类，但毕竟能知此典，倒也难为他。——这是市俗向文雅靠拢。但西门庆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的还是使雅文市俗化。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西门虽然粗俗少文，但对流行
戏曲的鉴赏却颇可称为行家。一部金瓶，除“酒”“色”之外就是看戏听曲，连作者都未想到，他为戏曲史的明代部分提供了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为丰富的感性材料。西门庆蓄养歌童，聘教婢妾，经常呼妓唤优，传请戏班，凡是当时流行的，什么“山坡羊”、“锁南枝”、“寄生草”等，从“不上纸笔的胡歌野词”到“蛮声哈喇的海盐腔”，他都能兴致勃勃地听出其中“滋味”。
戏剧曲艺正是宋元以来城市的产物，西门庆的桑梓东平府还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呢。到了《金瓶梅》，一个临清倒有“三十六条烟花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种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成为市民的精神消费品，而且向雅文化浸润，与雅文化分庭抗礼，局部地取雅文化而代之。
与西门庆截然不同，贾宝玉是出身于典范的诗礼世家的贵公子。一个铜臭熏天，何其俗；一个不识银戥子，何其雅。可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一雅一俗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贾宝玉对待旧文化的态度是偏离经书，唾弃八股，开拓视野，傍学杂收；一面对其内涵进行适当改造，同时换新眼目，向市民文艺汲取营养。
《红楼梦》23回大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郑重地告诉我们宝玉在接受通俗文学的洗礼，他从茗烟处得到了“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他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比起那令人生厌的“大学中庸”来，这些“真真”好书，他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在大观园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游荡优伶”，与琪官、湘莲们往还，与云儿们喝酒唱曲──直接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活动。自然，大观园内经常举行的戏曲欣赏活动更给他以充分的陶冶。通俗文艺哺育了他，为他锻造了浸润正统雅文化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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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作为诗礼世家，包围着贾宝玉的，主要还是雅文化的氛围，宝玉所经常从事的也是雅文化的活动。在洋洋大观、郁郁乎文哉的雅文化中，宝玉接触最多创作最多的是诗词，连他那道学气十足的乃翁也承认他能于此道。然而诗词之于宝玉，既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为“兴、观、怨、群”，他之吟诗作赋，大率为吟咏性情，用今天的话说即自我表现。他所表现的不是山林闲适之情，而是寄托自己的“多情”，唱女儿的赞歌，表现自己的思索、追求、迷茫与悲苦。他自己的创作是如此，他的评论也是如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林妹妹的诗，就因为林诗没有“混仗话”，与他为同调、为知音。利用雅文化的形式，抒写与传统有别的“性情”，这是宝玉使雅文俗化的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