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2)
2014-10-13 01:15
导读：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
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我感到，金文对这一命题的读解阐释，主要是以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论述为依据的，而对米勒的看法则所论不足；并且稍加比较可知，德里达对“距离”的理解可能主要是
哲学意义上的，而米勒对文学的理解想象，则更多从文学的“旧式意义”即“文学性”方面着眼，更为重视语言“陌生化”以及修辞性表达与阅读方面。那么对于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在金文探讨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二、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
按金文对德里达的读解，关于文学的本质特性，似乎可以从对情书（书信）的理解开始：《明信片》中以情书暗示了一种思维踪迹：“显然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在有距离。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由此而联系到文学：“当爱情就是身边的事实时，没有文学；而当其飘逝于彼岸时，文学即刻诞生。……在此德里达是否就是说如同情书的写作，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德里达敏感于距离，以及距离的消逝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首先是来自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那不是其本身的东西，——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 [5]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那么文学的距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这种距离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正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上文所论到的那样，文学的距离可能首先是一种物理性的、时空意义上的距离。按我的理解，这种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中产生的。文学的写作的确如同情书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传达。只不过情书的写作也许有比较明确的指涉对象，而文学的写作则如同有人所形象表述的那样：没有地址，抵达心灵。因此文学距离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文学的传达更有多种向度，借用米勒的说法，有的可能是“施为性的”（performative）即描述性的，有的可能是“表述性”（constative）的。[6] 前者更多指向对外部世界的模仿；后者更多指向心灵世界的表现。然而无论何种向度，传统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所描述的都只能是虚拟的世界，与真实存在的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一方面，人们总是力图驾驭语言之舟，以最高超的语言技巧，最大限度地抵达对象世界，描述或者表述对象世界的一切；另一方面，语言的传达本身又构成巨大的障碍和阻隔，使之永远无法完全抵达对象世界，这就构成了艺术传达目的与语言传达手段之间的巨大冲突与张力，造就了语言艺术传达的无限可能性。此外更有一种观念，恰恰是极力要拉开语言文本形式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追求语言形式的“陌生化”效果，形成另一种艺术张力。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所理解的“文学性”，便是从这一语言艺术的巨大张力中产生，而且这个批评流派也始终致力于研究这种“文学性”的奥秘。这一文学批评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传统。
从德里达到米勒的文学研究，其实也正是从这一传统而来，只不过他们如今更多看到了它不可避免走向终结的命运。比如米勒就曾在一篇关于《论文学的权威性》的讲演中说，我“现在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对我来说，那些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种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达到一个只有通过那些单词才能够达到的先验的虚拟的世界”；“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一虚拟现实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我们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这部分虚幻现实。当作者把他们放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便永远无法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7] 最近他又说到， “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确实又存在着某种理由。”在他看来，这个理由就在文学作品自身，并且具有像魔力般的吸引力。他自称，“我一直有着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魔术一样，将我引领到一个想像的世界中来，出于某种原因，进入这个想像的世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另一方面，我一直沉溺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魔术到底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我渴望用一种类似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在不同的情形下，似乎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语言运用的正常规则，或说显得很是奇怪。所以，文学最使我感兴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特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