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
2014-10-13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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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学“终结论” 谈起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
一、从文学“终结论” 谈起
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至少在某些上)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的》(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技术的,当今已经由书籍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其时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问题),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精神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1] 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著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2] 然而此后中国文论界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我国文论界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危机的议论却逐渐热闹起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米勒等人的论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文论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看来是误读和误解了,因而试图对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重新读解。[3] 那么中国文论界对米勒的误读和误解究竟何在呢?按金文的看法似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对于德里达也是如此)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凿凿地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来生不逢时,并预言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能更难以继续存在,并为此而深感忧虑;但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他又试图“换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执著态度与信念:“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这又表明他并不愿意相信文学和文学研究真的会终结。这两种表述显然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对米勒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感受深刻,而对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则比较忽视,或至少是注意不够。二是无论米勒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会走向终结也好,还是对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论界从米勒和德里达的论述中所读解出来的,是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这固然不错,但这也许只是表层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电信技术发达就一定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难道只是因为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得人们更热中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刊杂志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完全如此。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金文正是把这样一个问题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从而以“距离”说为线索,去探寻他们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解读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从而对当前的文学危机加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