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晚期文论失范的话语分析学毕业论文(3)
2014-10-27 01:05
导读：文学理论失范的第四种类型。理论家和批评家似乎患了「艺术言语失语症」，他们在对有关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作批评时，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具有浓厚意
文学理论失范的第四种类型。理论家和批评家似乎患了「艺术言语失语症」，他们在对有关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作批评时，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语汇，较少能够准确描述作品及一般文学现象特征的艺术化的语言。这类文章看起来似乎不是文艺家在评析文艺现象，倒更像是政治家借分析文艺现象来讨论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问题；其文体看上去也不像是
文学论文，而更像是讨伐政治敌人的檄文。邵荃麟在40年代末所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在此方面颇有代表性。12
邵荃麟本是一个富有理论个性和创造力的批评家，40年代中期，他对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曹禺的剧作《雷雨》、《北京人》等所写的评论之作，既有理论分析，又有个体阅读经验之上的感悟，是当时批评文章中难得的优秀之作。但这些优点在《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再也见不到了。他在批评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对新文学发展所存在的成见时，使用了许多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政治辞汇：「沈从文之流……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企图抓住一二弱点，对文艺作无耻的诬蔑，甚至幻想藉这种诬蔑，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去」、「沈从文之流，也来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鼓吹新第三方面的活动了（一种新希望，见益世报）。以一个攻击艺术家的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地干这些混水摸鱼的勾当，它的荒谬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
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者的代言人的」。对于国统区和沦陷区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创作上的落后因素，邵荃麟称之为「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气氛，侵蚀到新文艺领域里来了。投机、取巧、媚合、低级趣味，几乎成为流行的风气」，「这种堕落的倾向，使文艺不仅脱离人民大众，而且成为服务统治阶级和加强殖民地意识的工具了。和这种倾向实质上相同而表现不同的，则是那种打着『自由思想』的旗帜，强调个人与生命本位，主张宽容而反对斗争，实际上是企图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去的反动倾向」。这种文章虽然读起来气势很盛，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和打动读者，却是值得怀疑的。用抗战时期人们评价一度流行的「抗战八股」文的话说，这类文章的特点和给人的感觉就是「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在当年第2辑《大众文艺丛刊》中的「来信摘录」栏里，就有读者提出，这篇「论文太泛……所批评的倾向，似乎主要是文人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认识作风……文艺究竟是社会关系，人的关系的表现，总不能专从政治方面来作批评」13。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文学理论失范的第五种类型。文学批评模式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主要表现在，文学批评中的审美之维似乎已被人遗忘，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都是清一色的社会政治批评，缺乏对作品艺术形象和语言特征的分析。而且在评价作品时，往往第一个目标就是直奔社会政治这一主题。并把作品对此反映程度的强烈以及作家对此的态度，作为判定作品优劣的标准。
1948年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的三篇文章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表现。三篇文章分别是，默涵对臧克家诗集的评论〈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黎紫对柯蓝小说的评论〈评柯蓝的《红旗呼啦啦飘》〉、和乃超对沈从文小说的评论〈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就是「主题先行」，忽略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及其蕴含的意义的复杂性，把自己认定的「主题」作为判定作品价值高低的唯一根据，从分析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出发，并由此推及作家的世界观和所运用的创作方法等的正确性与「失误」之处。
对于作品在艺术层面上的得失，这三篇文章无一论及。从默涵对臧克家诗的评论来看，他对诗之为诗的特征不但显得迟钝，简直可以说是隔膜。诗人的一首名为《黄金》的诗这样写道：「提防着黑夜，农民在亮光光的场子上／做他的黄金梦，梦醒了，他又把粒粒黄金／去送给别人。」诗人正是以黄金象征农民对自己劳动果实的珍视，以梦来隐喻农民对自由地支配和享用自己劳动产物的向往，用梦醒后把黄金般的粮食给地主作田租来暗示现实的残酷和农民在被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无奈。然而，默涵却责备诗人说：「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农民不得不把自己一年辛苦的收成向地主缴纳的情形，诗人就这样轻松地唱过去了，仿佛说着一件很美丽的故事似的。他毫无愤懑，毫不动情，完全是一个身居局外的旁观者。」也许，按照这种批评逻辑，只有在作品中充满「打打打斗斗斗杀杀杀」之类的词句，才算没有「身居局外」和「毫不动情」，而这样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文学作品所应有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