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晚期文论失范的话语分析学毕业论文(4)
2014-10-27 01:05
导读：三 40年代后期，文学的失范表现得相当普遍，愈演愈烈。在文学中，意味的成分越来越多，倾向性也越来越强，文学的因素却越来越微弱。不论出于何种原
三
40年代后期，文学的失范表现得相当普遍，愈演愈烈。在文学中，意味的成分越来越多，倾向性也越来越强，文学的因素却越来越微弱。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理论的畸形状况不能不到文学理论研究的纯洁性和性。在意识形态诸领域里，各构成因素都有其独特的职能，当然也有其特定的边界。政治代替不了文学，同样，文学的作用也代替不了政治的作用。不但文学创作不是宣传，就是文学理论和批评也不应当是宣传。一旦在文学研究中过多地填塞政治性因素，就很难做到对文学自身的相应准确的把握。但是，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并不在于研究者和批评者在文章里使用了多少政治辞汇和标语式的语式，而在于研究者和批评者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对文学现象做出实事求是的，指出其艺术上的得失所在，阐明其所能产生的艺术效果。这才是文学研究应有的任务和使命。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除了可以从传统学的角度把它归结为左倾政治因素的干扰，更可以从话语控制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
话语建构源自人们的权力控制欲望，在所谓人类文明史上，话语与权力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话语场域是权力施展的重要场所，对任何一种话语的掌握都是权力掌握和支配的成功表现。同样，权力的施展会不断创造知识的新物件和新形式，而这些新物件、新形式本身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尤其是在人文科学中，成功的话语陈述能够制造出和现实以外的「真实」，使叙事文本获得对历史和现实支配的权力，并使这种虚构的真实比历史和现实本身更为「真实」。话语的真实就在于它运用的技巧和策略中，成功的叙事话语可以使社会生活事件呈现出新的知识形式，而新的、有说服力的知识又反过来加固了叙事话语的权威性，并导致人们对相关话语产生相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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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理解，话语形成过程即知识规训过程何以成为一种思想控制过程。思想控制是一种以知识为内因的权力形式，这种控制形式与话语主体运用话语的倾向有关。话语的力量在于「谁说话和怎样说」，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对它的「陈述」方式的争夺就成了意识形态角逐与冲突的战场。所谓「陈述」，指知识或真理的权威性指示和限定，人们一般不便对它加以评注或争辩，而是承认、服从。人们可以对陈述进行生产、改造、重组或分解，并反复使用，并由此形成特定类型的话语。
据此，在4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中，文学理论介入政治权力争夺的战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权力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是权力。所以，非语言系统如政治等决定因素真正限定、调节、改变着当时文学理论的实际意义，也是势之所致，理所固然。权力之争下的文学理论体现不是审美意识，而是一种语义
政治学，即政治原则暗中支配着不同个体的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话语与语言垂直交切形成在此之上的语义逻辑，该逻辑制约活的语言运用，并体现意识形态语义。当然，语义政治学的控制逻辑隐匿在人们的意识之下，这使得人们自己在话语使用过程中也难以觉察何以如此而非如此言述，套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们陷入「话语的狡计」而不自知。
当时理论家和批评家之所以陷入话语的狡计而不自知，主要是受话语使用中「真理意志」的支配。所谓「真理意志」，即是人追求真理欲求和愿望。真理意志受特定地域内的意识形态、权威人物的个人意志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运用的方式和面貌，因此，真理意志预先规定了知识主体会采用何种方法和为了何种目的去探求知识。换言之，某种特定的真理意志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制约着人们的话语形式。新产生前夕，共产党政权顺应民心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当时民众最迫切的艺术需求不是象牙塔内的浅吟低唱，而是虎吼雷鸣马啸啸的革命话语。重要的不是话怎样说，而是为谁说话、说甚么话。因此，当时文学理论家站在革命政治立场上，审视和分析文学艺术现象，以政治话语代替审美话语的分析，不但不会觉得有甚么不妥之处，反而以一种真理在握者的姿态，顾盼自雄，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文学作品时觉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底气和派头都十分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