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兼谈后现代文学研(7)
2014-11-19 01:11
导读：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米夏埃尔o德o塞尔托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
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米夏埃尔o德o塞尔托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12]
D、公共表演的文学性
"人生是一场戏"已是老生常谈。我们都知道一生要扮演很多社会规定的角色，萨特甚至从存在论的角度把无中生有的人生说成"演出"。值得注意的是，人生虽然是一场戏，但人们却惯于把它当真。只是到了后现代，假戏真做的历史才改写为假戏假做的篇章。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各种主义之"学"）是公共正义（权力）的来源与基础，假戏之能真做靠的是意识形态信仰。当人们以意识形态为真而真诚信赖它，并按照它的要求行事之时，你很难说他们在表演，尽管历史证明人们的真诚行为最终不过是由意识形态导演的宏大戏剧。而当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意识形态，又不得不做出一幅照它的要求办事的假象时，人生表演的导演就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表演者本人了，表演成了表演者自编自导自演的表演。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将作为元叙事的意识形态的解体看作后现代的标志之一。不过，意识形态解体的意涵需要限定。我以为后现代条件下意识形态的解体指的是它的真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的内容的失效，尽管哈贝马斯等人竭力重寻公共正义之源，但在这种努力尚未奏效之前，意识形态在形式上还保留为公共正义（权力）的来源与象征。正是意识形态的这一状况使后现代假戏假做的公共表演愈演愈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一方面，真理之梦在后现代人那里彻底破灭，他们不再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或对虚假的意识形态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教化使他们敏感到形式化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公共领域中权力与合法性的代码，是可利用的工具，利用意识形态就是利用权力。如此这般的后现代状况使公共场合的行为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表演，一种"看起来"或"在形式上"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表演。
Jo斯考特在《统治与抵抗的》中了权力关系中的各种表演（权力本身的表演、利用权力的表演、讨好权力的表演、糊弄权力的表演、展示权力的表演等等），他将这这些表演称之为"公开语本"，以对应于私下的"隐蔽语本"。斯考特对各种表演式的"公开语本"的分析着重的是权力关系中控制与反控制的行为，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行为恰恰是一种文学性艺术。
一般来讲，受权力化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公共表演可分为：习惯成的日常公共行为的常规性表演和刻意策划的特殊公共行为的表演。
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大都心中有数，比如电视记者在大街上随便采访什么人，他们总能出口成章，说一些不学自会且万变不离其宗的台词，因为他们都知道上电视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的"基本角色"、"表演程式"、"表演范围"、和"表演基调"是意识形态规划好了的，像不像个"父母官"，像不像个"好职工"，像不像个"好丈夫"……十分重要。尽管每个人都可以即兴表演，但它有发挥的限度（有潜文本），越此限度就会"犯错误"。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开始于从小的的训练和恐吓，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条件下那些刻意策划的公共表演，这些表演更像文学性事件，比如环绕四周的商业表演、
政治表演、外交表演、学术表演、道德表演。世故而精明的后现代人知道一场成功的表演就是表演者合法谋求私利的通行证或直接手段，因此，人们精心策划、巧妙做派、事后发挥（媒体炒作等），将表演艺术与功能发挥到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