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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2015-06-22 01:00

【作者简介】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　100720）
【内容提要】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1些分歧。从戊戌7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1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8月初3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6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8月初3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摘 要 题】戊戌变法
【关 键 词】戊戌政变/杨崇伊/康有为/袁世凯
【正 文】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1百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准确的了解。（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利用清宫档案研究戊戌政变的著作主要包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3联书店，2004年）。相关有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变法史实考实》（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变时间新证》（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等等。） 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本文即是对戊戌政变有关问题的继续思考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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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戊戌7月的朝局与慈禧训政的关系
尽管仍然存在1些分歧，总体上说，学术界已经认同戊戌8月初6日慈禧训政并非偶发事件，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注：有关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近年学术界的讨论10分热烈。相关论文可参见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4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关于8月初6慈禧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 黄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指出，其他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1步证实了这种判断。） 理由很简单，在7月2109日袁世凯应诏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此后制约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皇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1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1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亲信。
慈禧“训政”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1次宫廷政变，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之变”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相比，却显得相当平和。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10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是1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注：至于政变后抓捕新党、杀戮6君子的血腥活动，则是因袁世凯告密后出现的后果，应与政变本身无关。） 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慈禧太后在今人看来极为关键的时刻，仍悠然自得，表现出1种胜算在握的姿态。（注：对此，茅海建教授的最新研究10分详尽地证实了这1点，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01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7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6堂官、超擢军机4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光绪帝令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也是催发训政的因素。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深入，兹不赘叙。这里所欲强调的是，在研究慈禧训政的理由时，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廷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与自己相处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1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据戊戌6月初9日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称：
弟4月廿8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10语，旧党之阻挠、8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3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2页。）
信札说明光绪帝对大臣不明新学颇有成见。联系到4月2107日才将翁同龢开缺的情况，则光绪帝是否将自己的师傅也视为不明新学的“旧党”，恐怕也不是不可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光绪帝又赏讲西学的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以示褒奖。奖惩之间，已见态度之不同。
这1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诮责。戊戌年春间因德国亲王觐见事及代呈西学书籍事，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屡受到责斥，这些在翁日记中多有反映。戊戌5月李符曾致张之洞密函也说：“自康召对，枢臣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12刻，近日率至5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注：转引自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史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由于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问题。据载，“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1斑也。”（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页。） 醉心新政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此外，据邝兆江先生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光绪2104年《上谕档》和《现月档》抄存的部分上谕原件，研究了光绪帝朱笔删改谕稿的情况，从中也反映出其对军机大臣等廷臣不满的心态。（注：参见邝兆江：《〈上谕档〉戊戌史料举隅》， 收入中国第1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9—1122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新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的李鸿章不仅对枢臣有所批评，其实对光绪帝听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不以为然。李氏在5月廿8日致其子经方的信函中说：
朝廷锐意振兴，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
6月2109日又致函李经方云：
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1事能实做者。（注：陈秉仁整理：《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104页。）
李鸿章认为，当政诸臣“因循衰惫”，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致使“无1事能实做者”。如果不考虑乙未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他对事态的分析和对当权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
既然光绪帝与包括枢臣在内的廷臣关系日益格格不入，引发礼部6堂官事件也不奇怪了。6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请求堂官代递，遭到拒绝，7月109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6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3品顶戴，以4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下同。）
这次事件从1个侧面确实反映了趋新与守旧之争，对此，以往论者多予以了正面评价。但是，从当时国家行政体制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此举显然含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1道谕旨将6位堂官同时罢黜，这在有清1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即欠妥当。此举虽有杀1儆百之意，但负面效果很大。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除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直接的冲突，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5位堂官与当时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百日维新后期，对士林震动较大的新政举措是裁撤冗署。7月104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3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此外，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 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极大反响。
陈夔龙后来分析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10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见到裁撤冗署的上谕后，叶昌炽的友人“劝不必以1官为恋，别为生计”，叶氏在日记中写道：“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9—530页。） 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下1步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戊戌7月以后，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出现的1些非理性倾向，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更引起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因此，在罢黜礼部6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责任感，使这股势力日益变得引人注目。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2、杨崇伊上疏的意义 大学排名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准确揭示这些人暗中活动的内幕仍有困难。但时人的记载，大体仍可以让我们了解事情的基本脉络：
（7月2102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盖自荣相莅任以来，亲友往还不绝于道，人亦不复措意。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7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7月310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有见此信者言，有4510页8行书之多。（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3页。）
梁启超也称，礼部6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10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272页。） 怀塔布、立山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太后的亲信， 他们在沟通荣禄与慈禧意见和制定计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真正出面奔走联络、打头阵的则是1些言官，其中中坚人物是御史杨崇伊。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6年庚辰科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2101年考授御史，到任后不久便上疏弹劾京师强学会，后又纠弹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使其革职，是甲午后极为活跃的言官之1。叶昌炽日记8月初9日记：“闻首发难者乃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沉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叶氏评论多少可以代表当时京城士人对杨的看法。初10日友人来访，叶氏又记：“各证所闻，莘伯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注：《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31—532页。） 可与上述日记相印证的是戊戌9月2103日蔡金台致李盛铎的信函。函云：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自7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而杨莘伯乃手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是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9人，而无1应者，遂独上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页。信中“再芸”为华辉，“仁和”指王文韶，张次山即张仲炘，“云中”可能是庞鸿书（因“鸿”在“云中”），华、张、庞均为台谏官员。）
从这些当时官员中流传的说法可知，杨崇伊8月初3日所上吁请太后训政的折子，（注：该折内容详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1958年，第461页。） 是荣禄与慈禧密谋的产物。杨崇伊在7月下旬和8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杨之所以如此出力，是因为得到了荣禄的高度信任。戊戌年6月荣禄给杨崇伊的1封信颇能说明问题。该函云：
津门握晤，藉慰阔衷。顷展惠书，知前寄1缄已邀青及。……执事抱负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时自效，足见关怀大局，报国情殷。鄙人谬肩重任，亟思得贤自助，无如执事现官侍御，非疆臣所应奏调，格于成例，未便上陈。将来倘有机会可乘，必为设法以展长才。（注：《荣禄函稿底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未刊。 转引自蔡乐苏等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61页。）
分析该信，可知杨崇伊曾有赴津投效荣禄之意，并希望荣禄能出面保奏，终因封疆大吏不能奏调御史的成例而未能成功；但是，荣禄答应如有机遇，1定会设法令其展露“长才”。后来的情况说明，杨崇伊在推动太后训政的密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现出了为荣禄赞赏的才干。政变后杨崇伊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
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1身之私，在所不顾。幸而圣慈圣孝略无猜嫌，虽圣躬服康逆丸药后，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近来专听中医，较78月间有日新之象。执事闻之，当亦忻然。弟近有请免株连之疏，慈圣召对，反复陈说始得允从。（注：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9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44—3945页。）
此信应写于戊戌9月，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杨氏本人关于政变的1篇文字。虽信中所言康广仁便服私入宫禁及康有为向皇帝私进丸药皆系道听途说之言，但杨氏本人对自己不顾“1身之私”，独冲入告的事实并不讳言，且有引以为豪的感觉。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研究者对杨崇伊上疏所起的关键作用都有充分的认识，但大多认为慈禧因接到杨的上疏才决定训政，这恐是表面看法。立山、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慈禧是知情的，采取“训政”的办法，也是她授意和认可的。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500多字，如果说慈禧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因见到这数百字的条陈，便作出训政的决定，恐怕也过于简单。因此，杨崇伊的上疏，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发出的信号。
茅海建教授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8月初3戌时（晚上8点半至9点钟之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7页。） 笔者以为，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作出的决定。而此前，她已获得的消息是8月初5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在礼部6堂官事件发生后，她对皇帝是否会再1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初4日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5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1经结束，初6日慈禧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可以断论，训政上谕与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也不会是初6日才起草的，训政的理由与康有为的罪名很早就已经是慈禧及后党人物关注的问题了。总之，政变是在充分准备后发生的。
　　　　3、康有为联络袁世凯的活动
1般认为，就在慈禧、荣禄、庆王等人密谋策划训政的同时，康党于67月间也开始了联络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的活动。（注：有学者认为，百日维新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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