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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下]学毕业论文(4)

2015-07-03 01:10


生成的文学也必然是创新的文学。为了获得世界文学的资格，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就必须是直接面对人类基本的“新”文学，而不能是承袭传统的或者是照搬他人的非生成的文学。从对“民族化”和“西方化”思路的回顾以及检讨中，我们已经知道文学的世界化未来既不可能在西方化道路上获得，也不可能在民族化道路上成就，它只能走非中非西的创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的文学也是独创的文学，而不是建立在对任何既有文学模式上的（从西方）拿来的文学或承袭（传统）的文学。过去我们总说世界文坛不认可中国文学是因为我们受了歧视，现在，我们该反问自己“我们的文学到底有多少世界性因素，到底对世界文学有多大贡献”，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在世界上地位不高，其根本原因还在我们自身，在我们片面的“西方化”或者“民族化”思路，西方化使我们失去了以自己的独立品格屹立于世界文坛的资格，民族化又使我们孤绝于世界文坛之外，这些都使我们缺乏对世界性价值命题和审美经验的把握力，西方化使我们的文学溶化在了西方文学的合唱之中，虽然我们拥有了一系列西方式文学命题（如启蒙文学的人本主义命题等），但从根子上讲我们只是文学大军中西方式合唱队的一员，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嗓子唱出来的却是别人的声音，而民族化又使我们自绝于世界共通价值观和审美观之外，难以真正触及人类性文学命题。在我看来，当前的世界化（又称全球化）作为一种价值观，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共同市场的观念，建立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元共存的世界新格局的观念，同时还意味着建立在对人的权力的普遍尊重基础上的世界主义人本观念，除此，当前的世界化还包含了重新确立人和地球的关系（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反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甚至还包含了对人神关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化改革）的重新理解，而理解这些内含，需要我们的文学家具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文化视野。如果我们的文学家依然局限于东西方二元思维，中国文学就永远不可能就理解当前的世界化（全球化）浪潮的价值和意义提供自己的理解，在世界化（全球化）进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进而在这一过程中自身也得到提升，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面对建构“世界化”文学的任务，中国文学需要走很长的路。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陀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如果把我们的人民比作中华民族的身体，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呢？在我们的灵魂结构中我们到底缺什么呢？爱的观念，对人类的爱、对大的爱乃至对万有以及万有超越者的抽象爱。

也只有从这种爱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才能真正从精神上灵魂上溶入世界之中，代表我们民族精神意识的文学也才能由此而获得自己的真正的世界性。何谓“世界性”？超越一己之个人曰为集体性，而超越一己之民族和国家，才能曰之为世界性。然而，我们有的是具体的爱，对祖国的爱（传统的忠君主义以及现代的爱国主义）、对亲人的手足之爱 （传统的孝道伦理）等等，但具体的爱是有限度的，而且是常常是由爱对立的“恨”来支撑的，比如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主义，便是由对帝国主义的恨来支撑的，并不能构成我们对“世界性”作出精神认同的基础。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人类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类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昆虫、鸟兽、他人等等）；人类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地方。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的爱是在人们的心里同时播撒恨的爱，而不是绝对爱。因此我们的爱是功利性的，比如，为了所谓“正义”的目标，就可以放弃对“人”的尊重，让儿童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让一群战士做人肉炸弹，让一个人为了救一群羊而牺牲（集体的财产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个体生命），这些对于人的逻辑都是因为我们只有相对爱而没有对“人”的绝对爱。可惜的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维正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爱的基础上的，它反映在我们对国家的思想感情上，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特有的功利主义现代化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翻译成白话就是“向老师以便制服老师”，这种现代化观的“非道德性”任何一个具有正常道德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现代化观主宰了数代中国人，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也正是这种思维，妨碍我们越过有限的功利去看更为超越的人类问题、更为根本的存在问题，它让我们为“米罗舍维奇制造的人体盾牌”欢呼（南联盟前总统现联合国战争法庭受审者米罗舍维奇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守卫大桥的盾牌，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他从来就没有将人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他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他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对别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缺乏站立在人的基础上的同情和怜悯（2001年9月国际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的兴奋表现），我们的作家在为非人的事件写赞美诗，在歌唱人体盾牌（见99年7月《作家》杂志《人体盾牌》），为此我常常为我们作家感到失望，失去了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判断力。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中缺乏绝对爱的逻辑。《马太福音》中有“论爱仇敌”一节，其中讲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1963年9月，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一家教堂在做周日早祷的时候被轰炸，四名年轻的美籍非洲女孩在事件中丧生。悲惨事件发生后，社区在努力克服悲痛和愤怒的同时陷入了骚乱。许多人提出“报复”和“复仇”。然而，马丁·路德·金的讲话给人们提供了另一条解决问题之路：“我们不需要使用仇恨，我们不需要使用暴力，还有另外的办法……这个是如此源远流长，承继着从古代拿撒勒的耶稣的洞察力到现代印度圣雄甘地的技巧……它有时会带来痛苦，它有时会让你的房子遭受轰炸，它有时会给你留下伤疤……但是带着有伤痕的身体好过带着有伤痕的心灵度过一生。真的还有另外的方法。”马丁·路德·金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西方现代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的源头主要不是儒教文化区学者所误解的那种主张“对立”、“斗争”的个人主义，而是基督思想中的“兄弟伦理”，基督教传统是用“兄弟之伦”来规范整个世界的，这就是西方现代平等、博爱思想的来源，儒教是以“父子之伦”来规范世界的，孔子把一切人伦都看作是“父子之伦”的衍生，而提倡以“孝”治天下，“父子之伦”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伦理，这种伦理是不以博爱为原则的，儒家的“仁爱”思想包含了对血缘关系（国家、民族、家族的爱）的认同，是有条件的，因而后来也很容易接受“阶级之爱”到学说，支持“同阶级的人联合起来，和不同阶级的人进行斗争”的思想。我们很容易接受恨的，接受“把敌人打翻在地，塌上一只脚”，“痛打落水狗”，“消灭阶级敌人”、“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曾几何时这些都是国人坚信的真理，国人是喊着这样的口号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对暴力的崇拜，对仇恨的崇拜，斗争的兴盛，是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