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下]学毕业论文(6)
2015-07-03 01:10
导读：［8］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见《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刘再复：《告别诸神――中国当
［8］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见《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刘再复：《告别诸神――中国当代文学“世纪末”的挣扎》，见《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
［10］周作人：《民众的诗歌》，《晨报副刊》，1920年11月26日。
［11］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2］周作人：《〈扬鞭集〉序》，又见《语丝》，第82期。
［13］此时郭沫若已经开始发表诗歌，《地球，我的母亲》发《时事新报·学灯》杂志1卷7号（1920年1月6日），《匪徒颂》1月23日，《炉中煤》发表于2月3日。但是胡适显然未及注意他。
［14］指沈尹默的《三弦》，原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5］蒲风在1935年3月写就《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一文（《诗歌季刊》第1卷第1、2期）认为：郭沫若和徐志摩在伯仲之间，“他们同是受了外来思想的，尤其是徐志摩连形式也极力模仿英国诗。”，“郭沫若的诗受了歌德的影响，有‘狂飙’的歌德的精神。”“徐志摩呢，我将说他始终挣不脱哈代的怀抱。”作者又说“《女神》的产生时代是在‘五四’以后，而且作者是身居日本，还是学生分子，只感到的混乱，而没有感到切身的艰苦。”实际上按照郭沫若自己的说法，他初期是受泰戈尔的影响，其后是海涅的影响，再后是歌德、蕙特曼的影响，的确郭沫若的诗歌完全是欧化的。
［16］《先锋》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
［17］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1940年6月9日－10日《大公报》）一文中说：“‘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形式’的号召。但苏联的’民族形式’是说参加苏联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8］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
［19］这激起了新文化派的反对，例如葛一虹就认为，“民间形式”具有封建性，不能让它再回光还魂，“我们迫切的课题是怎样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而不是怎样放弃了已经获得的比旧形式‘进步与完整’的新形式……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绩上，来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新形式――民族形式。”――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新蜀报》，1940年4月10日。
［20］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
［21］胡风：《论民族形式》，《胡风评论集》，人类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册。
［22］胡风当时还只是把这种世界文学经验限定在所谓的“世界进步文艺”上。
［23］默涵：《关于〈马凡陀的山歌〉》，《解放日报》，1947年1月25日。当然与此同时，西化派也在做着把新诗话语笼络在西化语式之内的努力，例如，发表于1947年朱自清的《抗战与诗》一文，就是从“新诗的胡适之传统”开始说起，然后，把抗战以来的民族化路线解释成技术上对五四西化诗歌革命理论的修正和，而不是反叛（《新诗杂谈》，作家书屋，1947年12月版）。
［24］《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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